论中国古代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的特征
中国位于东亚，巍峨的崇山峻岭和延绵的戈壁沙漠把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隔离开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是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不仅见诸文献，而且还反映在考古学上。经过考古工作者长期的艰辛工作，中国境内发现广州横枝岗古墓了不少西方制造或与西方有关的文物古迹，它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先秦至公元3世纪左右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及相关内容作一概述。[1]
一、 纺织品
20世纪前期，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楼兰发现广州横枝岗古墓了一块彩色缂毛残片，时代为东汉晚期。在这块羊毛织成的纺织品上，残存着“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密士（Hermes）头部”（插图1）。[2]赫密士（又译作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多才多艺的神，广州横枝岗古墓他掌管贸易、旅行、竞技等（插图2）。赫密士还是众神的信使，为神祗们传递信息。他的标志是手持双蛇杖（caduceus）。在有些现代世界的一些国家中，这种双蛇杖依然作为医生或医学的一种象征，如美国军医部队（U.S. Army Medical Corps）就以此为标志。在斯坦因所发现的这块羊毛织品残片上，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双蛇杖图案。这块彩色缂毛织物，应当是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疆发现广州横枝岗古墓了许多毛织品。有学者在对这些毛织品进行研究后认为，其中的普通毛织品是当地土产的，而高档毛织品则来自葱岭以西地区。这些外来的高档毛织品都是在丝绸之路所经的遗址中发现的，它们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栽绒织物，其组织结构如地毯。此类毛织物如果按照栽绒织扣方法进行区分的话，可以分作三式：结吉奥狄斯（Ghiordes）扣，结生纳（Senna）扣，结半环形扣。吉奥狄斯扣起源于现在土耳其的西部，生纳扣起源于伊朗的西北部，半环形结扣的发源地则不清楚。第二类是毲织物，其织造工艺为局部挖织花纹。这种毲织工艺的发祥地是小亚细亚，波斯语称其为gilim，汉代中文文献所说的毛织物“罽”很可能与此波斯语有关。研究表明，新疆出土的外来毛织品并非来自一个产地，而是产自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周围的不同地区。例如从这些毛织品的题材及风格上来看，有的是两河流域风格的狮形图案，有的则是希腊风格的马人图案。再如，第一类栽绒织物结扣方式的多样性，也说明了这些毛织物的多种来源。[3]
在这些外来毛织品中，不乏珍品。最著名的有1984年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1号墓中出土的一件彩色毛织壁挂，时代为公元1-2世纪（相当于东汉时期）。[4]这件壁挂出土时已被剪成四块，缝制成一条裤子。左裤腿上是一个倒置了的武士像，右裤腿上有人首马身图案。复原后应为一块大型壁挂，右裤腿原是壁挂的上部分，左裤腿则为下部分（插图3，插图4）。壁挂上部分的人首马身图案，实际上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马人（Centaurs，插图5）。整幅图案洋溢着希腊艺术的风格：“高耸的鼻梁几乎与额头垂直，飘动在肩头的兽（狮？）皮隐喻着勇敢，手中的号角象征着对自己荣誉的宣扬，马的四蹄也与中国传统摆法不同；马人四周的菱格图案，却带着西域韵味。”[5]壁挂下部的武士右手握矛，立体感很强。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武士像所包含的意义，但它显然具有希腊文化的特征，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斯坦因从楼兰所获彩色缂毛残片上的赫密士头像相似。山普拉古墓出土的这块彩色壁挂，由20多种颜色的细毛线织成，是一块采用局部挖织法织成的缀织物。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尉犁县营盘遗址清理发掘了一个汉晋时代的大型墓地，获得文物约400件。营盘遗址在汉代属于墨山国（又称“山国”或“山王国”），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这里出土的文物，既有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又有产于中亚、西亚的装饰品，有的甚至还来自地中海地区，充分反映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在营盘墓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5号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6]此墓的木棺外盖着一条长方形彩色狮纹栽绒毛毯，残长312厘米、宽178厘米。毛毯的主体是一头伏卧的雄狮，狮头侧视，神态和善，富于动感。整个毛毯充满西方艺术风味。
棺内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性，脸上覆盖着麻质人面形面具（插图6）。死者身上穿着一件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插图7，插图8）。这件罽袍基本完好，色泽鲜丽，图案精美，堪称稀世珍品。罽面上每一区由六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之间则是长满果实的石榴树。第一、二、四、五组为人物，都是裸体的男子，高鼻大眼，头发卷曲，是典型的欧罗巴人。他们两人一对，或持盾挥矛（剑），或单手刺击，栩栩如生。特别是他们的肌肉被夸张地隆起，更使画面充满力量与生气。第三组是牛，第六组为羊。这两组动物造型生动，姿态活泼。整个图案把希腊艺术与中亚、西亚艺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这件罽袍应当是西方所产的。身穿此袍的墓主，原有学者认为是墨山国贵族。[7]但墓地的发掘者认为：“M15不见墓地流行的木器、羊骨等为组合形式的随葬品。死者面罩面具、随葬冥衣、四肢缠帛等习俗也是独一无二的。墓主人服饰华丽，其外袍纹样带有浓厚的希腊化艺术风格。棺外覆盖具有异域特色的狮纹毯。15号墓十分独特的资料，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特殊的身份。联系营盘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以及汉晋时期丝路沿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历史背景，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8]
在新疆，除了出土一些西来的毛织品外，还发现了外来的棉织品。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县古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公元2世纪）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两块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棉布（插图9）。[9]其中有一块棉布中心部分已经缺失，只能见到半只赤裸的脚，一段狮尾。所幸的是，在它的左下角有一个大约32厘米见方的方框，框内画有一个半身女神像。女神胸怀袒露，侧身斜视，神情安详恬静，身后有圆形光环。她的颈上及臂上都有装饰品，手中持有一个角状长筒容器，容器内盛满了果实。这个女神最初曾被当作是佛教中的菩萨像，这块棉布也曾被看成是从印度输入的。[10]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此图系希腊风格，图中的角状容器并非佛教的法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饶之角；[11]图中的女神不是佛教中的菩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堤喀（Tyche）；也有的认为她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Gaea）与谷物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的混合体。另有学者提出这幅图案的主题本应是中亚与西亚风格的狮子，只是已经残缺了；图中的女神应是波斯女神。最近有学者通过与贵霜王朝金币上的图案进行对比，认为棉布上的女神应是中亚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洒（Ardochsho），这样，我国的棉织品最早应是东汉时期从贵霜传入的。[12]
二、 金银器等
建国后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西方所制的金银器皿。1978年至1980年，山东省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淄博市郊的西汉齐王墓进行了发掘，在一号随葬坑中出土了一个保存较好的列瓣纹银盒（插图10）。[13]此盒高11厘米，口径11．4厘米。
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现了南越王之墓。[14]墓中发现了三支非洲象牙，其中最大的一支为126厘米长。在一个漆盒里残存着26克的红海乳香，呈树脂状。这些来自异域的文物，充分说明了广州通过海上航线与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联系。墓中还发现了一只列瓣纹银盒，出土时里面还藏有药丸。南越王墓中的这个银盒高10．3厘米，口径13厘米，形状与山东齐王墓出土的银盒极其相似（插图11）。
上述西汉齐王墓与越王墓中出土的两件银器，都是用锤揲技法在表面打压出相互交错的列瓣纹，这与中国当时用陶范或蜡模铸造纹饰的工艺传统完全不同，显然是外来器皿。但对于这种器皿的原产地，尚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皿通称为Phialae，其技术源流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古亚述，盛行于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并在安息统治时期继续发展。由于我国出土的两件汉代银盒与安息的同类银器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它们应当是通过海路从中亚的安息输入的。[15]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银盒应是罗马人的器物，山东齐王墓和广州越王墓中的这两个银盒可能来自罗马，经海路传入。[16]
据研究，山东齐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79年，广州越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22年。不管这两座坟墓中发现的银盒其原产地是中亚的安息还是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它们都有力地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就已经存在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件来自域外的银盒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又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以及审美标准对它们进行了改装，在银盒下面加上铜圈足，使之成为中国人所熟悉器皿——豆。这种“土洋结合”的豆，正体现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
1988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一个农舍的房基下发现了一只鎏金银盘（插图12）。此盘高4．4厘米，直径31厘米，重3180克。[17]盘中的图案可以分为三层。最外面的一层是相互勾联的葡萄卷草纹。每颗葡萄中心都有一个小凹点。葡萄的花下叶底还若隐若现地刻划着29个姿态各异的昆虫飞鸟，如鹦鹉、蚱蜢、蜥蝎、蜗牛、蜜蜂等。第二层被分成了12个单元，在每个单元中，左侧为一个动物，右侧为一个神头像。最里面的一层直径为9．5厘米，上体为一个青年男神，头发卷曲，上身裸露，肩扛“权杖”，倚坐在一头威武的动物上。
这只充满西方情调的银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这个银盘的最初研究者初师宾认为银盘第二层的12个神像应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初师宾的这个考证，已为其它学者所接受。对于盘子正中的那个男神，初师宾认为此神“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腊神话中别的人物”。初师宾还推测，此盘的“时代约在4～5世纪，最晚不过6世纪前半期；其产地大约不会超出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银盘正中的男神应当是罗马神祗巴卡斯(Bacchus)，此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至于这个银盘的产地，有人认为是公元2～3世纪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西亚，也有人认为是公元3～4世纪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所产。1997年，我国学者林梅村释读出这只银盘上的一行大夏文铭文，其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这样，林梅村认为这个银盘应当是大夏银器。他写道，甘肃靖远发现的这个充满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银器表明“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希腊文化仍为大夏文化主体”。[18]
这里，附带介绍一下有外国铭文的铜饼与铅饼。
早在解放前，就发现了几件这类铜饼，其形状为一面凸起，上面有像龙一样的纹样；另一面凹下，周围铭有外国字。可惜这些铜饼的出土地点情况不清，无法判定其时代，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后人仿制的伪品。[19]建国后，又有一些被发现。1965年，西安西北汉代长安城内出土了一只陶罐，内有带铭文的铅饼共13枚。[20]1973年，陕西省扶风县姜塬又出土了两枚这样的铅饼，“结合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21]1976年，甘肃省灵台县发现了274枚同类铅饼，总重量达31806克（插图13）。[22]
对于铜饼与铅饼的来历，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中期，德国的密兴黑尔芬（O. Maenchen-Helfen）提出，在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铸印在西亚古钱上的文字是希腊文，但这些希腊文在仿抄过程中，由于仿抄者不懂希腊文而失真走样。他还进一步认为，中国发现的这些铜饼是中国匠人铸造的，上面的铭文是中国人所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但夏鼐认为，这些铜饼不可能是在中国铸造的，而应来自西域。因为汉魏时代的中国“没有仿抄外国铭文的先例，并且也想不出他们当时为着什么要这样仿抄”；铜饼上的图案与汉代的纹饰不同；“汉代没有铸造过这种样式的铜币，并且当时也不会铸造完全是外国字铭文的货币”。[23]近来，我国学者林梅村认为，这些铜饼和铅饼上的铭文应当是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中古伊朗语。公元1世纪前期，贵霜王朝建立，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贵霜内乱不已，境内的大月氏人大量地流亡东方，进入东汉避难。我国出土的这些铭有草体希腊文的铜饼与铅饼，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国的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中部地区）及其西邻地区频繁活动留下的遗物。[24]
三、 玻璃器
早在公元前5千年代，两河流域就已开始把玻璃用作釉面涂料。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由玻璃器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术很快传到了埃及等地。[25]古代埃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玻璃以钠钙玻璃为主，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在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能够制造玻璃。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玻璃以铅玻璃为主。在战国至汉代的中国自制玻璃中，铅、钡的含量都较高，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属于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5世纪前期）。中国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料珠，[26]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27]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的玻璃块，[28]云南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29]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珠[30]，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31]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32]山西长冶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33]等等。
在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许多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其直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这种镶嵌玻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阳平粮台等地都有发现（插图14）。这种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几种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一颗单色玻璃珠上制成的。在已出土的镶嵌玻璃珠中，有一些无疑是从西方输入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1、镶嵌玻璃珠最早出现于西方，早在公元前1千年代初，地中海地区就已经能够制造这种玻璃珠，而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则要晚几百年。2、在西方，从单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镶嵌玻璃珠，经过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历程，其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国，则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发展序列。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玻璃是同时出现的，显得非常突然，因此其来源应当在西方。3、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在工艺与外形上与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学成份上也与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镶嵌玻璃珠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含铅钡，[34]而铅钡玻璃正是中国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4、这些早期镶嵌玻璃珠都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它非常罕见，只有少数大贵族才能得到。有学者还进一步认为，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也是在外来镶嵌玻璃珠的影响下产生的：“镶嵌玻璃珠传到中原地区后，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匠人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仿制。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铅或氧化钡代替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并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它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由于中国还未发现过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和仿制，中国诞生了玻璃制造业。”[35]
还有学者认为，除了镶嵌玻璃珠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些玻璃器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上的玻璃块是硅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是钾钙玻璃，都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36]再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它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我国内地”，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37]
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业自战国时代开始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也在逐渐增多。关于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所发现。斯坦因认为他在和阗找到的一颗彩色镶嵌玻璃珠是典型的西方产品，它在罗马帝国中很常见。[38]此外，据说在河南的一座汉墓中也曾发现过一只产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图案为雅典娜的头像。[39]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来自域外的玻璃器，有学者对此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研究。[40]西汉时期，比较著名的外来玻璃器有广州横枝岗2061号汉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41]这三只玻璃碗出土时已经破碎，复原后基本相同，都为广口圆腹的平底碗，深蓝半透明，口径10．6厘米，底径4厘米，模制成型（插图15）。其中一只碗经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钠钙玻璃。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类似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罗马玻璃。横枝岗2061号墓属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墓中所出的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在东汉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玻璃残片（插图16）。[42]据推测，此墓的年代为公元67年。墓中发现了三块玻璃残块，是紫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复原后应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此种器形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国内极为少见。这件玻璃器是用搅胎装饰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红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灌模成型。这种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区，我国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种技法的仅此一件。经过化学分析，这件玻璃器不含铅，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玻璃系统，而是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化学成份与罗马玻璃相符。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通过海上路线传入我国。
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了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43]西方用吹制法制成的玻璃器也传入了中国。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长颈玻璃瓶。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为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1992年，这只玻璃瓶与其它一些珍贵文物一起曾被送到日本展出。[44]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中，还有一部分是钾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特有的铅玻璃。在这些钾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因为一方面，这些钾玻璃与印度等地发现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国出土的钾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南方沿海地区，具有与印度等地进行海上往来的条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钾玻璃可能是中国自制或在外来影响下自己生产的。[45]
四、小件饰物
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与西方有关的小件饰物及工艺品。
在西方，有一种非常精美的多面体金珠。其制作工艺被称为焊珠工艺（granulation），即先用一种粘合性焊剂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热焊接。此种工艺最初出现在公元前4千年代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后流行于埃及、希腊、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侵后传入印度。用焊珠工艺制作多面体金珠，则可能发源于迈锡尼时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的希腊。由于西方发现的金珠都是十二面体的，所以被称为“十二面金珠（dodecahedron）”。这类多面体金珠在我国也有发现。不过，我国不仅发现过12面的金珠，还出土过14面的，所以国内有人将此定名为“多面金珠”。我国出土多面金珠的地点主要有：
1959年，在湖南长江五里牌9号东汉墓中发现了11件“球形饰”（插图17）。发掘简报说“其中有四件是以十二个小金丝环相粘而成。环与环之间的空隙处，又粘有三颗小圆珠，以使其更加美观。又五件，先制成一小金球，再饰金丝纹，缀以珠饰；另一件，其制作虽与前者相同，但粘制更为精美，不管怎样看，珠饰与珠饰之间，纵横成行，井然有序。还有一件，为镂空多角形，极工整。”[46]
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甘泉镇的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空心金球”（插图18）。原报告称：此物“用两个较大的和十二个较小的金圈拼焊成24个角的空心球。然后在金圈相接的24个空当处，再各用四粒细如菜籽的小金珠堆焊出24个尖角。直径1．3厘米，重2．7克”。[47]
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32枚小件金花泡饰，上面焊有极小的金粟粒（插图19）。这些金花泡饰也是用焊珠工艺制作的，应是西方的工艺品。
由于这种十二面体的金珠在巴基斯坦、印度东部沿岸、越南南部的奥高遗址都有发现，而且在我国也多发现于长江以南地区，所以研究者认为这种金珠及其制造方法可能是从海路输入我国的。[48]但也有人指出，在我国发现的多面金珠中，“不排除有些是对西方原型作了改进的本土制品”。[49]
20世纪前期，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和阗发现了几颗石珠，上面有白色的花纹，斯坦因以为是填上去的。[50]后来，夏鼐指出，制作这种石珠的原料乃是肉红石髓（Carnelian），上面的花纹是经过一种特殊的化学腐蚀、加热处理后形成的，这种石珠应当称为“蚀花肉红石髓珠”。[51]解放后，我国许多地方出土过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插图20）。在云南共发现了两颗，一颗出自晋宁石寨山13号汉墓，另一颗出自江川县李家山春秋晚期的24号墓。[52]这种石珠在新疆也有发现，如1980年在新疆的楼兰古城中找到的一串料珠中，有三颗都饰有水波纹的蚀花。[53]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广州西汉后期墓葬中至少发现了两颗（插图21）。[54]此外，在四川发现过四粒“很像早期蚀花石珠”的“琉璃珠”，其中两粒“蚀花琉璃珠”是在重庆市区的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另两粒出自四川巴县冬笋坝的战国船棺中。[55]
据研究，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千年代后期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中，后传播到西亚等地（插图22）。早期的花纹以圆圈纹为主要特征，我国云南李家山发现的即属此类。中期以十字纹或平行直线纹为特征，我国发现的大多为此种纹样。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出土的这些蚀花肉红石髓珠，很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56]其主要根据是：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国外，并且是印度与西亚的主要产品；国内发现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器形、纹饰上都与国外的同类产品相似，而与国内的珠饰不同；在国内发现的成千上万颗珠宝中，蚀花肉红石髓珠所占的比例极少，说明国内大概不会生产这种珠子，否则不会如此稀少；这类石珠通常只见于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中，说明它是非常珍稀的泊来品，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得起的。
1969年，在江苏徐州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只兽形鎏金铜砚盒（插图23）。在这件反映汉代工艺最高水平的稀见工艺品上，除了镶嵌着红珊瑚、蓝宝石外，还镶嵌着青金石。[57]在亚洲，青金石主要产于阿富汗，[58]自古以来因其美丽的色泽而被视作珍宝。徐州东汉墓所出鎏金铜砚盒上的青金石，说明至少在公元2世纪，青金石就已传入了中国。而且，由于江苏地处沿海，所以很可能是经海路传入的。
五、 艺术形象
横枝岗56号大院是什么来头
横枝岗56号大院位于广州市越秀淘金广州横枝岗古墓，由无开发商建成广州横枝岗古墓，共计房屋851户广州横枝岗古墓，小区物业公司为无物业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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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横枝岗解封?
已解封。截止到2022年12月6日，根据查询广州横枝岗疫情文件显示：广州横枝岗是低风险地区，广州横枝岗已解封，为保证该地区的群众安全，出入需要24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同时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
唐朝对外开放的主要表现
最佳答案 一）、遣唐使来华 1、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室派往唐朝的使节，广州横枝岗古墓他们往返于中日之间，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2、与学生一起分析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次数、作用等。 因这时唐朝正值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其经济文化处于世界的先进地位，而此时的日本则处于奴隶社会瓦解，封建制度确立、巩固的时期。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于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对日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再加上当时交通比前代有所发展，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3、介绍为日中友好交流作出贡献的日本历史人物：空海和阿倍仲麻吕广州横枝岗古墓；空海在中国是怎样成为著名的学问僧的广州横枝岗古墓？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引用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来突出他们与晁衡的深厚友情。《送秘书监晁衡卿还日本》王维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李白的诗见书 （二）、鉴真东渡 看“鉴真坐像”图和“唐招提寺鸟瞰图”教师简介鉴真生平，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鉴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尊敬？”然后阅读郭沫若的诗“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三）、玄奘西行 1、玄奘为什么要去天竺？ 2、玄奘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贡献？ 教师讲解：玄奘西游学佛和玄奘学佛后坚决回国的史实，以引导学生学习玄奘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执著追求和热爱祖国的精神。 三、巩固小结：教师简要对本节课内容作一小结。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唐朝与周边各国的交流得到发展的原因有哪些？第二，学习本课后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第一：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大国，具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经济、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唐朝实行较为开放的外交政策。 第二：学习玄奘和鉴真的优秀品质广州横枝岗古墓；认识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地位，感悟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中外交往可以促进双方的发展，从而联系现实认识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 唐朝是陆路对外交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长足进步，并取代陆路交通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时代。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诸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1]。历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地，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2]，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3]，中国姓氏为“唐姓”[4]，中国衣饰为“唐衣”[5]，中国商船为“唐舶”或“唐船”[6]，而从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为“唐货”[7]。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习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目之为“唐语”[8]。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为“住蕃”；而外国人在中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9]。沿袭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历时千载，绵绵不绝。唐朝在海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影响是与唐朝发达的海路对外交通是分不开的。 第一节 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荣 唐朝海路对外交往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利用。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数和航海路线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强，形成了南海交通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并表现出了取代陆路交通地位的趋势。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与此同时，唐朝通过黄海和东海海域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交通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人们充满了探究大海的渴望，但又无法超越浩淼无垠的波涛的阻隔，对海洋彼岸的心驰神往，提供了人类探索大海的恒久动力。早在先秦时代，中华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水平[10]。《汉书》详细记载了汉代远海航船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程[11]，这时中国的航船已能够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银盒、金花泡饰、象牙及香料等西亚或南亚的物产[12]，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等[13]，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缅甸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入朝，朝贡使中有精通魔术表演的“海西幻人”，《后汉书》中明确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汉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这位罗马帝国的魔术师当是由海路至印度、缅甸，然后辗转来到洛阳的。海西幻人的到来，沟通了中国古代与欧洲的交通。广州第4013号东汉前期墓中出土的镂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这一时期从南亚经海路传入的舶来品[15]。三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扬帆出海，游历南海诸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16]。归来之后，两人根据见闻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传》和《吴时外国传》，加深和丰富了对从中国南海到东南亚，越阿拉伯海，以至红海港口的古代航线的认识。 东晋及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西行求法活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纷前往海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长安西出，经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经过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义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国。与以往不同的是，法显撰写的行记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详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的距离及所需的时间、沿途水文气象等等，为了解四五世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银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铭文。除了萨珊式银器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为西溪河入海处，这批器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舶来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谈谈你对唐朝文化交流的学习体会
一）、遣唐使来华
1、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室派往唐朝广州横枝岗古墓的使节广州横枝岗古墓，他们往返于中日之间，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2、与学生一起分析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次数、作用等。
因这时唐朝正值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其经济文化处于世界的先进地位，而此时的日本则处于奴隶社会瓦解，封建制度确立、巩固的时期。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于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对日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再加上当时交通比前代有所发展，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3、介绍为日中友好交流作出贡献的日本历史人物：空海和阿倍仲麻吕广州横枝岗古墓；空海在中国是怎样成为著名的学问僧的广州横枝岗古墓？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引用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来突出他们与晁衡的深厚友情。《送秘书监晁衡卿还日本》王维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李白的诗见书
（二）、鉴真东渡
看“鉴真坐像”图和“唐招提寺鸟瞰图”教师简介鉴真生平，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鉴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尊敬？”然后阅读郭沫若的诗“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三）、玄奘西行
1、玄奘为什么要去天竺？
2、玄奘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贡献？
教师讲解：玄奘西游学佛和玄奘学佛后坚决回国的史实，以引导学生学习玄奘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执著追求和热爱祖国的精神。
三、巩固小结：教师简要对本节课内容作一小结。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唐朝与周边各国的交流得到发展的原因有哪些？第二，学习本课后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第一：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大国，具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经济、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唐朝实行较为开放的外交政策。
第二：学习玄奘和鉴真的优秀品质；认识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地位，感悟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中外交往可以促进双方的发展，从而联系现实认识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
唐朝是陆路对外交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长足进步，并取代陆路交通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时代。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诸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1]。历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地，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2]，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3]，中国姓氏为“唐姓”[4]，中国衣饰为“唐衣”[5]，中国商船为“唐舶”或“唐船”[6]，而从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为“唐货”[7]。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习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目之为“唐语”[8]。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为“住蕃”；而外国人在中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9]。沿袭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历时千载，绵绵不绝。唐朝在海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影响是与唐朝发达的海路对外交通是分不开的。
第一节 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荣
唐朝海路对外交往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利用。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数和航海路线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强，形成了南海交通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并表现出了取代陆路交通地位的趋势。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与此同时，唐朝通过黄海和东海海域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交通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人们充满了探究大海的渴望，但又无法超越浩淼无垠的波涛的阻隔，对海洋彼岸的心驰神往，提供了人类探索大海的恒久动力。早在先秦时代，中华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水平[10]。《汉书》详细记载了汉代远海航船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程[11]，这时中国的航船已能够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银盒、金花泡饰、象牙及香料等西亚或南亚的物产[12]，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等[13]，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缅甸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入朝，朝贡使中有精通魔术表演的“海西幻人”，《后汉书》中明确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汉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这位罗马帝国的魔术师当是由海路至印度、缅甸，然后辗转来到洛阳的。海西幻人的到来，沟通了中国古代与欧洲的交通。广州第4013号东汉前期墓中出土的镂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这一时期从南亚经海路传入的舶来品[15]。三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扬帆出海，游历南海诸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16]。归来之后，两人根据见闻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传》和《吴时外国传》，加深和丰富了对从中国南海到东南亚，越阿拉伯海，以至红海港口的古代航线的认识。
东晋及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西行求法活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纷前往海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长安西出，经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经过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义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国。与以往不同的是，法显撰写的行记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详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的距离及所需的时间、沿途水文气象等等，为了解四五世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银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铭文。除了萨珊式银器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为西溪河入海处，这批器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舶来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隋朝统一之后，炀帝派遣众多使臣出使异域，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应朝廷征募，航海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大业六年（610年），经交阯返回。常骏一行到达赤土国界时，国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归来时，又遣王子那邪迦随贡方物，隋朝使节赍物五千段赠与赤土王，而赤土国也向隋朝贡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金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19]。在增进双方了解的同时，加强了物质文化的交流。根据常骏等人的行程写成的《赤土国记》(二卷)虽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书·南蛮传》赤土国部分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丰富了当时和后世关于南海历史、交通的知识。
古代载籍对民间海上交通记述很少，与东晋一样，对唐代海上交通状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佛教僧众西行求法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唐朝前期海陆交通的了解，主要是从僧人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得知的。
5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他们选择的路线可以反映唐代对外交通的一般面貌。义净在室利佛室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下称《求法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直接反映唐代对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法传》，传主都是义净亲见、亲闻的赴西域取经求法的僧徒，为了解和分析当时的对外交通提供了宝贵资料。
《求法传》收录了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年)50年间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经历[25]，其中路线不明者4批4人[26]；经由陆路前往印度者12批18人[27]；经海路赴印度者为21批34人[28]。由海路西行的次数与陆路的比率为2.3:1，而人数之比也为1.9:1，可知在7世纪下半叶，在陆路对外交往充分发展的同时，海路交通也十分繁荣，并且已显露出取代陆路地位的趋势。
2.贾耽与广州通南海道
唐朝声威远播于海外，北宋时代，东南海外在与宋朝交往中，将宋政权控制下的中国地区称为“唐”，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不快。宋人朱彧记述了这件事，他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1102-1106年)，臣僚上言‘外国指中国为唐、汉，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谓如用唐装、汉法之类。’诏从之。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华’字，八荒之内，莫不臣妾，特有华夷之异尔。”[29]北宋臣僚要以“宋”取代“唐”或“汉”字，而朱彧认为应该改称较为抽象的“华”字，取代具体的朝代名称。怎样称呼为宜，姑置不论。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由于唐朝东南海上交通的发展，在海外诸国中，“唐”在北宋就已成为“中国”的代称，确是不争的事实。唐朝在海上对外交往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取道海路前往西方的人数众多，而且表现在航海路线的增多和直航能力的增强。德宗朝宰相贾耽曾任鸿胪卿，主持外交事宜，“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30]先后撰写了《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10卷、《吐蕃黄河录》4卷等许多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和《地图》10卷[31]，集中代表了当时地理科学的水平，也全面总结和反映了当时海路交通的状况。
6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贾耽的著作多佚，有关道路的记载是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的。贾耽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条道路，其中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条道路是唐朝联接外界的陆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的最重要的资料。这里根据贾耽叙述的顺序，略述“广州通海夷道”的行程，以了解唐朝与南海交通的一般状况。
贾耽记载的航线大体可分为四段：广州至马六甲海峡为一段；马六甲海峡至斯里兰卡为一段；由印度半岛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波斯湾头为一段；从东非沿海北溯至波斯湾头为一段。
由广州东南海行，200里至屯门山，鼓帆而西，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大洲岛)，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岛)，南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在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在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国(越南藩朗)；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马六甲海峡)。
海峡北为罗越国(马来半岛南部)，南为佛逝国(苏门答腊岛)；自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爪哇岛)，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只国(位于伯劳威斯群岛)，又四五日行，至胜邓州(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巴鲁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
由师子国西四日行，至没来国(印度奎隆)，又经西北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西北二日行，至拔国(印度纳巴河口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小国五，至提国(印度河口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提勃尔)。自提国西行二十日，经小国十余，至提罗卢和国(波斯湾头伊朗阿巴丹附近)，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波斯湾头之奥布兰)，自此乘小舟溯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二日至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西北陆行千里，即可至大食国都城报达(巴格达)。
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印度半岛西岸迤逦西北行至波斯湾东岸一线为“海东岸”，而
7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自非洲大陆东岸东北至波斯湾的沿海地区则为“海西岸”。以上从没来国至乌剌国，为“海东岸”的航线，贾耽还专门记述了“海西岸”的航线。据载，海西岸之最南为三兰国(东非沿海某地)[32]，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南也门之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阿曼之卡拉特)，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阿曼北部苏哈尔港)，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波斯湾西岸之巴林岛)，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海东岸航线合。
从广州至波斯湾头的乌剌国约需87天，从东非沿海至乌剌国约需48天。贾耽对当时南海航线记载的详细和精确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前代。毫无疑问，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发达，得到了详尽的航海资料的条件下，贾耽才会对东西航线做出如此精审的记载，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外，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从广州西行的航线，最远只记载到乌剌国，而由乌剌国到东非沿海的航程，则是由西而东记述，乌剌国是东西两条航线的交汇之地，这种情况客观反映了大食帝国在当时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酉阳杂俎》与唐代文献对非洲的记载
在古代中国，非洲是人们已知的西方的终点。一般认为，在唐代之前，中国人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非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明确记述了由非洲东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湾的航线。杜佑在《通典》中记述唐代大秦国的情况时，附录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大秦的记载，并记录了女国与摩邻两个国家。共中“摩邻”的内容尤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据记载，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太[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33]“鹘莽”是中古波斯语gurman的译音，指枣椰树[34]。摩邻具体指哪个国家，分歧尚多[35]。但是综合杜环记载的方位、肤色、风俗、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摩邻是当时非洲大陆的某个古代国家则是没有疑问的。
除了贾耽、杜环的著作之外，唐代对非洲最详尽的记载当属段成式《酉阳杂俎》。
8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将入相20年，母亲是宪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仅家庭庋藏丰富，而且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广泛阅读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接触了大量常人无从见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以“奇诡谲怪”著称的《酉阳杂俎》[36]。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非洲国家主要有孝亿国（Siut，埃及南部）、仍建国（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国（不详，或指Sudan）、怛干国（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岛）勿斯离国（Misr，埃及）等国[37]，其中以拨拔力的记载最称完备：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 。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38]。
一般认为，“西南海”就是东非沿海之亚丁湾，而拨拔力就是见于《诸蕃志》记载的“弼琶罗”，相当于现代索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异议，指出弼琶罗与拨拔力对音相近，但在风俗、物产等方面差异显著， 不应同属一地，认为从段成式记载的生活习俗和服饰而言，应该是指今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带游牧的马赛族人（Masai）[39]。无论以哪一说为准，从本段记载可知，最晚至9世纪上半叶，唐朝人已经对东非沿海某地的风俗、物产及其与大食的关系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段成式对非洲诸国的记录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大大多于现存的唐代官方载籍的记录。即便考虑到段成式可以接触到许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内，前代或唐代前期也并没有多少有关非洲的现成文献资料供他利用，《酉阳杂俎》有关东非沿海地区的记载，很可能来源于他亲自对来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访。段成式虽然以博闻强记知名于世，但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者，并不满足于对前代文献的爬梳，调查采访是《酉阳杂俎》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以卷十一“广知”为例，本卷总共记载了44事，涉及到的调查对象有僧那照、道士郭采真、王山人、山人张盈、李洪山人、秀才顾非熊、僧广升等7人[40]。可知在奇篇秘籍之外，博采异闻是《酉阳杂俎》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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