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下滑

疫情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韧性？

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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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 任泽平 陈彦斌 伍戈联合解题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积极组织内外部专家，针对“疫情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展开联合研究。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

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短期影响，但是中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第一，中国经济的最大韧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决定了中国可以利用举国力量快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快速使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第二，经过70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奠定了实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能力，疫情对于中国数百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接近9亿人的劳动力以及全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体系难以产生实质性损伤。

第三，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巨大。疫情带来的冲击，无法撼动中国市场的自我良性循环。居民消费升级、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都将为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第四，新经济和新动能的蓬勃发展将较大程度缓冲疫情冲击。尤其是互联网经济与网上办公等新业态的发展，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在疫情中保持有效运转，缓冲了疫情对传统经济的冲击。

第五，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经济调控能力、充足的政策工具箱和广阔的政策空间，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目前，中国政府债务率不到60%，预算财政赤字率没有超过3%，各类贷款平均加权利率依然维持在5%左右，由此保证了中国政府可以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持续展开有弹性的“六稳”政策。

总体看，当前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

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一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主导全球。据IMF估计，2019年全球GDP总量达86.6万亿美元，其中，中、美占全球GDP比重分别为16.6%和24.7%。

二是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6.1%，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之下，美国GDP实际增速2.3%、韩国2.0%、英国1.4%、日本0.7%，均远落后于中国。

三是中国人均GDP仍有较大增长空间。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70892元，即10277美元，仅为美国的约1/6，英国的1/5，与1981年的日本、1994年的韩国相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四是中国城镇化率仍有20%的提高空间。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60.6%，仅略高于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55.3%，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1%。同时，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约2.3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

五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市场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产品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

六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2019年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9亿，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毕业。尽管中国总人口已跨过刘易斯拐点，但人口素质的上升使得中国孕育了新一轮、更大的人才红利。

七是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2019年中美新增独角兽分别占全球比重为12.6%和55.9%。未来中国信息服务业与人工智能、AR、VR技术结合仍将释放巨大增长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疫情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

疫情会否影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应主要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恢复经济增长？

刘元春：任何一场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本质上是外生的、短期的和局部的，不会引起一个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趋势出现偏离。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资本存量及其增长速度。二是劳动力及其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三是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这三大因素均不会因为疫情的冲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纵观近百年历史，没有哪一场大疫导致一个大型经济体出现长期停滞，经济一般在疫情消退后1个季度左右就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因此，当前疫情最多只会带来1至2个季度的经济小幅波动，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中国的潜在增速不会出现系统性偏离。由此，当前经济工作重点应在于有序展开复工复产，使经济循环尽快常态化，不宜在经济社会秩序没有常态化之前展开大规模经济扩张计划。经济政策应以疫情救助和促进经济循环体系恢复为主，坚持底线管理的基本原则。

任泽平：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当前应兼顾应对疫情和长期改革，供求两侧发力，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应、释放重大信号、能够提振各方信心的关键举措。一是提前储备项目，疫情后实施大规模基建，把由疫情冲击经济砸的坑填上。尤其是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二是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一方面，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

警惕疫情下的六大风险点

疫情下须重点提防的风险点有哪些？

刘元春：第一，经济增速下行下，就业风险是最大的灰犀牛。2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仅为37.9%，比2019年同期下降15.7个百分点，表明就业市场出现收缩。虽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问题，但就业形势明显吃紧。

第二，当前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势头将进一步显现，应谨防“滞胀”风险。可以预见，在疫情管控放松后价格将快速释放。同时，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复工复产进程不一致，也会导致供应链出现瓶颈，部分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

第三，要警惕疫情在全球蔓延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快速下滑、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风险。目前，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势头明显加剧。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将面临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不确定性，应当作出相应预案，防范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第四，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防止房价快速回落。疫情后房地产企业通过大幅降价来快速回笼资金的情况将会增多，一旦降价预期形成，将容易形成“购房意愿下降——需求减少导致房价下降——降价预期增强”的不利循环，这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将产生较大冲击。

第五，要高度警惕放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风险。目前经济循环没有基本恢复，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流入实体经济，资金大规模进入金融市场会带来资产泡沫化风险。而资产泡沫将引发金融市场的大幅回调，妨碍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恢复。

第六，要高度警惕过度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政府债务加剧风险。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同，疫情冲击是短暂的，疫情后经济运行会恢复常态化，因而采取类似2009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政府债务和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这将会成为金融风险的核心根源，也会阻碍社会生产率的提升。

任泽平：当前须兼顾疫情防控与恢复生产，警惕各地疫情防控“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措施，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没有兜底预案、企业买单的情况下，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本质上是懒政怠政、不担责的表现。

“一刀切、层层加码”式防控，打乱了经济运行秩序，给企业、各行业、产业链、社会稳定带来严峻压力。因此，应坚持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两手抓”，采取分区分级防控措施，杜绝以疫情防控之名行懒政怠政之实，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限制企业复工。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会有多大影响？中国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巩固和提高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任泽平：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国须以改革的方法稳增长。一是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提升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套制度。三是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强化居住和实体经济属性，弱化金融属性。一方面，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另一方面，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回归市场化，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支持行业间并购重组。四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货币政策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

当前CPI位于几年来的高位，这使得货币政策发力时受到掣肘，但疫情对餐饮、旅游等行业影响较明显，其中小微企业尤其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两难情形下，货币政策应如何定位？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2020年1月份CPI同比涨幅上升至5.4%，触及了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涨幅仅为1.5%，连续16个月位于2%以下的较低水平。整体CPI与核心CPI走势分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一定困扰。

理论上看，货币政策制定应着眼于核心CPI而非整体CPI。这主要是因为，包含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I容易出现预期之外的大幅波动，会扰乱公众预期并对货币政策空间形成制约。本轮CPI上涨主要是受猪肉价格上涨叠加疫情的影响，与经济基本面不存在较大关联。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应掣肘于整体CPI的上涨，而应坚持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位，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当然，猪肉价格上涨所引起的CPI涨幅扩大问题也不容忽视。有效解决猪肉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财政补贴政策等针对性较强的其他经济政策激励生产来加以应对和实现价格稳定，不能依靠总量调节为主的货币政策。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一是为应对疫情严重冲击，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略宽松的取向。在一季度各行业普遍遭受重创的情况下，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为稳增长和稳就业“护航”。二是需把握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和节奏，坚持适度宽松但避免“大水漫灌”。当前，CPI涨幅位于高位，货币宽松的幅度需要考虑对物价的影响。同时，货币过度宽松容易导致房价大幅上涨。未来仍需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防止过量流动性推动房价上涨。三是货币政策要坚持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政策工具。本次疫情对二、三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冲击较大，因此货币政策操作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精准帮扶。

疫情下货币政策如何提高调控效率，更有效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陈彦斌：面对本次疫情，货币政策及时采取多种手段释放了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并通过政策利率积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但也应看到，目前货币政策效果更多体现为股市的快速上涨，资金“脱实向虚”问题有所显现。因此，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使货币政策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一直存在，其根源在于经济与金融体制机制上的扭曲。一方面，实体经济中存在一些预算软约束部门，对信贷资金存在大量需求，挤占了其他部门的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在利率仍存在一定管制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可获得稳定的净息差，因而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更有意愿将信贷资源投放到预算软约束部门。

需要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一是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金融监管三者的协调配合，推动资金更好地流入实体经济。二是适度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群体的扶持。但这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期化、常态化使用。三是要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与前瞻性指引，给予公众信心和稳定的预期。四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除经济与金融体制上的扭曲，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

伍戈：为保证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货币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在稳健基础上灵活适度。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政策，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妥善应对疫情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不搞“大水漫灌”。一是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以及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工具，保持总量合理。适时适度调节存款基准利率，合理压降银行负债端成本。二是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已出台的政策要精准落地，压实承贷银行的责任，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筛选，确保贷款用于疫情防控领域。同时，要提高审批和放贷效率，有效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三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支持措施。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情况，合理调整政策节奏，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措施。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演变进度，不同行业复工复产进度及计划，设计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四是要更加重视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可考虑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情况，给予企业在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对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企业不作逾期信用记录报送。

从多方面着力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

财政目前处于紧平衡状态，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如何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定位？

陈彦斌：当前，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的财政政策应加力提效，让“紧平衡”下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更大作用。具体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适当提高2020年的目标赤字率。适当提高目标赤字率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二是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针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和企业，要进一步具有针对性地出台更多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三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在减少税收收入的同时，避免非税收入的升高，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以最小代价稳定经济增长。

伍戈：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和财政收支承压背景下，为积极对冲疫情影响，要继续推行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充分利用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将政策落到实处，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一是更加精准实施减税降费。可考虑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税费政策，政策导向由“更大规模”转向“精准落地”，密切关注不同行业的税负变化，重点支持受损严重行业复工复产。二是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落实零基预算理念，重视评估重大项目的财政可承受能力，削减非必要、非重点项目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财政资金应投向撬动力度更大的重点领域，以市场化为原则，承担市场无力满足的需求。三是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鉴于专项债是专款专用的债务，不计入财政赤字，有成本低、使用灵活的优势，建议未来进一步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

以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恢复信心

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应采取哪些重要举措帮市场与公众更快更好恢复信心？

陈彦斌：还应从更全面的视野布局，采取“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与公众恢复信心。一是要着力落实“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消费者信心。就改革政策而言，核心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扭转中等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同时，要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住房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就社会政策而言，核心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救助体系，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更好地释放消费需求。二是要着力落实“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企业家信心。就微观政策而言，要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优化营商环境。就产业政策而言，要加大力度实施以放松管制、促进竞争为核心特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企业家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多发展机遇。

伍戈：一是加强疫情防控，做好与社会的沟通。疫情期间首要任务是疫情防控，只有疫情控制得当，经济才能正常发展。二是稳定就业和农产品供给，保障基本民生。线下招聘目前难以开展，可打造网上就业培训项目、开展线上招聘等，利用互联网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当下正值春耕播种之季，要有序恢复农牧种植业，减少疫情对农产品产量的影响，稳定农产品供应和价格。三是推动有序复工，尽快恢复社会生产，落实划分疫区的政策。国内多数疫区疫情形势已走向缓和，各地区应根据当地疫情，有序推进企业复工进度。高风险地区重视疫情防控，中风险地区适时安排复工，低风险地区尽快恢复产业产能。四是增强公共卫生服务制度，补齐制度短板。一方面，须建立疾病预防监管体系，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特殊疾病暴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重视培育重大疾病防控先进人才。与此同时，加强各级部门信息披露，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营造实事求是、鼓励讲真话的氛围。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曹 阳

2021全球经济：大反弹、大通胀、大动荡

文：颜安生

过去的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由于中国防疫措施坚决果断且只用了三个月左右时间即控制住了疫情，因而，中国是经济恢复最快、最有效果的国家，也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

回顾过去一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表现，除了中国实现了2.3％的正增长，其他各国可谓惨不忍睹，一个不如一个，其中，美国为-3.1％、巴西-4.5％、日本-5.1％、德国为-5.4％、印度-8％、法国-9％、英国-10％。综合全球经济情况，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了3.5%。

中美引领全球经济大反弹

值得庆幸的是，进入2021年，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正在减退，随着新冠疫苗开始在全球各地上市，也给全球经济带来福音。近来，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在接种新冠疫苗，特别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不仅经济体系抗冲击能力最强，而且疫苗接种速度和数量也最快、最多，因而，中美两国有可能率先成为实现群体免疫的国家，如此一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最大引擎将会迅速恢复正常，给全球经济输入源源不绝的澎湃增长动力。

首先，中国经济在2021年的表现将是全球经济最大亮点之一。 2020年首季中国经济出现了6.8%的负增长，但第二季度中国经济下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并且出现了3.2%的正增长；第三季度进一步回升至4.9%，而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幅度高达6.4%，超过了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可以预期，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向好势头将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

必须看到，2020年中国经济“两个循环”发展格局取得巨大成功，为2021年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奠定了雄厚基础。2020年中国经济一方面遭受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另一方面，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首的反全球化势力抬头，叫嚣要与中国经济脱钩，并不断升级对中国的贸易战和 科技 战。面对国际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以及全球市场萎缩的不利外部环境，党中央作出了“两个循环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事实证明，2020年“双循环发展”战略安排取得巨大成功，不仅筑牢了国内市场和产业基础，而且也巩固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甚至令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彻底宣告失败。2021年中国经济将承袭2020年的步伐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中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在引领中国经济全面转型、升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譬如，5G、物联网、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高端医疗设备、高端芯片等现代信息化产业与高精尖技术产业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潜力巨大，市场前景不可限量，2021年以及今后几年都将是中国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兴经济的爆发期，并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有鉴于此，在今年三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向全世界宣布，2021年中国政府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6%及以上。正如李克强总理所强调的那样，由于中国GDP规模已经超过一百万亿人民币，2021年GDP增长6%所形成的增量相当于“十三五”时期8%增长才能达到的增量水平。显然，中国政府所确定的2021年6%及以上的经济增长幅度是一个非常积极有为而且稳妥的目标。

其次，美国充分利用美元霸权地位，通过天量救济计划和财政刺激计划令美国经济快速回升。 2020年美国虽然深受疫情困扰，但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却好于预期，只衰退了3.1％，大大好于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经济为何能够好于预期？根本原因在于美元帮了美国经济的大忙，因为美元拥有世界货币霸权地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是唯一通吃全球的硬通货。美国正是充分利用了美元霸权大肆开动印钞机，一方面向美国国民派发数以千亿计美元的现金福利，另一方面向美国企业和市场注入数以万亿计的救济金和流动性，从而令陷入困境的美国经济重获生机与活力。

在特朗普任上的2020年，美国已经释放了四万亿美元之巨的救济计划和救市方案，拜登政府一上台便承袭了特朗普政府的所谓救济与刺激政策，3月11日拜登正式签署了一份规模为1.9万亿美元的新的纾困救助法案，自2020年3月份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向美国国民和企业发放了高达6万亿美元的资金。事实上，当拜登签署了1.9 万亿美元刺激方案后，多家国际机构即刻提高了美国2021年的经济增速预期。

然而，美元大戏还在后头，拜登政府还决定将推出一个规模 3－4 万亿美元的经济复苏计划，这个2.25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复苏计划着重解决美国国内道路桥梁重建、乡村地区网络宽带拓宽等基础建设改革问题，该投资计划法案已于3月底经拜登签署生效；而剩余的约2万亿美元预计将于四月份公布第二份法案敲定，主要用于涉及儿童保育措施、医疗保健补贴等问题。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从2020年到现在，美国已经宣布和准备推出的国民补贴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将会在一年时间内向市场释放基础流动货币规模高达23万亿美元。有市场分析员指出，全部美国人即使不干活，仅凭美国政府开动印钞机，2021年的美国经济实现正增长都是毫无悬念的事情。

展望2021年，主要国际组织都对全球经济前景表示乐观，今年1月初，IMF表示，在中美经济的带动之下，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5％，较去年10月份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其中，中国经济增速预测领先于所有西方经济体。具体来看，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为8.1％，法国为5.5％，美国为5.1％，英国为4.5％，德国为3.5％，巴西3.6％，日本为3.1％，印度更是有望升至11.5％。三个月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4月6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6%，较1月份预测值上调0.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IMF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将增长8.4%，较1月份预测值上调0.3个百分点，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计，美国和印度将是第二大和第三大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者，日本和德国将在前五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经济危机正在结束。

全球性通胀滚滚而来

2021年全球经济出现大反弹的同时，将伴生全球性大通胀，而罪魁祸首是美元。如上所述，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到现在的拜登政府，美国政府所推出的救济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接连不断，美国政府没有钱，钱从何而来？

美国政府只能故伎重演，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制中的霸权地位，大肆开动印钞机，向全世界释放天量美元，这样美国不仅成功将危机转嫁给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且还能够收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成果。

迄今为止，美国玩弄美元霸权这一套做法屡试不爽，并让世界各国灾难深重，但是，由于目前还没有一种国际货币能够挑战美元的地位，因此，全世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美元对全世界财富进行公然掠夺。有分析员指，在过去一年里美国印制的钞票相当于人类有印钞 历史 以来所印制钞票的总和。

由于美元是全球硬通货，是最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流通货币，因而，美国全力开动印钞机毫无节制地向全世界释放美元，必然引发诸多严重后果，而最直接的恶果就是引发全球性通胀。事实上，对于美国所推出的一轮又一轮救助与经济刺激计划，市场在欣慰美国经济将出现大反弹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和担心，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已经滚滚而来。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认为，大规模刺激政策可能引发“一代人未曾见过的通胀压力 ”。他预计，美联储可能被迫从 2022 年开始加息，为经济“降温”并抑制通胀，早于外界先前预期的 2023 年。

为了应对美国的大肆印钞行为，全世界也都在开动印钞机。据悉，今年，全世界印刷出来的现金折合成美元将高达几十万亿。各国印刷出来的如此庞大数量的现钞都要涌向市场，用于救济本国国民的资金一部分流向股市，另一部分流向消费品市场，其他的救市资金或者经济刺激资金更多的将流向原材料、矿产、房产、公司股权和工业品等等。据悉，单单美国的基建计划一项，就有多达2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向国际原材料市场，这意味着水泥、钢铁、铜、铝等建筑材料价格将会出现大涨，有分析指，未来5－10年，诸如水泥、钢铁，铜、铝等产品价格至少要上涨1－3倍。

全世界开始进入了一个百物腾贵的时代。 首先是股市领涨， 然而，股市大涨受益的却是富人阶层，普通老百姓却只能望股市兴叹，贫富差距再被扩大。有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最富有500人的总资产增加了1.8万亿美元，增幅高达31%，创该指数八年 历史 上的最大年度增幅。

其次是大宗商品大涨， 从2020年4月到2021年2月，国际市场上铜、铁、银的价格分别上涨了67%、94%、82%，原油价格曾逼近每桶70美元，为近两年来的高位，原油指数涨了170%，能源指数涨了172%。钢铁价格在过去6个月上涨逾倍，铁矿石和镍也创下了多年以来的新高。

具体到中国市场来看，自2020年中旬以来，内地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涨幅惊人，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铜价上涨了近四成，纸张则涨了五成，塑料涨了三成五，铝价也上涨近四成，铁和玻璃都上涨了三成以上，而锌合金和不锈钢皆暴涨近五成，IC的涨幅更高达100%。由于能源和大宗商品是经济的基础性产品，因而，这些产品价格的上涨必然引发连锁反应，最终传导到整个消费市场。

第三，日常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衣、食、住、行的费用将越来越贵。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超过20%，国际高粱价格更是大涨超过八成。进入2021年之后，绝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仍然呈现上升态势，联合国粮农组织编制的国际食品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九个月上升，已经达到了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高粱、玉米、小麦的价格涨势明显，大豆的价格在过去一年上涨60%以上，大米价格11个月上涨了70%，黑豆价格上涨了40%。

此外，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热，楼价节节攀升。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公司的报告，2020年9月美国住宅销售中位数同比增长了13%，达到31.9美元，到11月，全美房价中位数升到33.4万美元，是2013年7月以来最高年度涨幅，房屋平均只在市场上逗留27天，销售总量上升了23%。预计2021年美国房价将在2020年基础上再上涨5.7%。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国际运输价格不断上涨，导致货柜箱短缺，从而导致各国进口货物成本有增无减。全球性的大通胀已经冲击到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譬如，今年2月份巴西的通胀已经跃升至5.2%，约为6个月前的两倍。

全球金融市场将动荡不安

2021年全球经济大反弹除了伴生全球性大通胀外，还将伴生另一个重大现象，就是全球金融市场势必更加动荡不安。

如上所述，天量的美元放水已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形成了汹涌澎湃之势，对于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而言，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效仿美国这样大肆印钞放水，都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本国货币就会像津巴布韦2009年那样即使扛着一麻袋百万亿的钞票也买不到一块面包。然而，美国不同，因为美国拥有美元霸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制中拥有独一无二的硬通货地位，这样，美国大肆印制出的美元钞票全部自己使用，而后果却要全世界承担。

美元大肆放水已经开始冲击全球经济。有市场人士指出，目前，美元正面临美联储自1913年成立以来出现的最大挑战和信心危机。为了避免美元可能出现的大贬值，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都在想方设法规避美元可能带来的风险，甚至包括部分美国盟友在内的欧洲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在为美元将来有朝一日丧失国际硬通货地位而做准备。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不少替代美元结算和作为储备手段的货币方案纷纷出台。譬如，开发数字货币、进行货币互换、采取黄金结算等等，世界范围内的去美元化浪潮逐渐形成，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俄之间的贸易50%已经在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而不使用美元结算，俄罗斯与欧盟的贸易46%也使用了欧元，18%使用卢布。

当然，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形成并非一日之功，因此，中短期内，美元的霸权地位仍然会继续存在。其实美国政府很清楚，美元泛滥不得人心，而且美国也已经看到，世界性的去美元化浪潮正在形成，因此，美国政府不可能坐视美元失去霸权地位，甚至不会容忍其他货币的崛起，令美元地位受到威胁。现在美国政府一方面要毫无节制地大肆印制钞票，以维持美国政府的正常运作以及救济美国民众，甚至还要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而另一方面则要继续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以让美国永久地享受美元作为全球硬通货所带来的铸币税等好处。

可以预计，面对美元的大泛滥，为了稳定美元，首先，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一定会效仿2009年至2014年期间的做法，在美国经济完全不具备加息条件的背景下，一方面空喊加息，另一方面释放美联储“缩表”的信号。

众所周知，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通过多轮降息，将基准利率降至超低利率区间。特别是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海啸，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因而迫使美联储从2008年至2015年的这七年时间里一直维持着0%－0.25%的零利率政策。

然而，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元的信心，自2009年到2014年期间美联储一直都不停地向外宣称美国即将加息，但国际金融市场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直至2015年美联储才真正启动加息。与此同时，美联储也从来没有停止向外界释放其将启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信号，但事实上，美国直至2014年才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缩减资产负债表直至2017年才正式启动。美国就是这样早早通过喊话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动摇国际投资者对其他国际货币和投资工具的态度。

更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打击竞争对手，不排除美国政府会采取下三滥的做法，通过军事手段在世界某些地方制造冲突甚至爆发局部战争。事实上，美元霸权一直以来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军事力量拥有全球性打击能力，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全世界建立了多达150多个军事基地，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成为美国利益最大的守护神。

然而，从近二十多年的情况来看，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力量不仅在保护美国的利益，而且还在蓄意破坏别人的利益，为了阻止可能出现的竞争对手，美国不惜动用全球军力制造地区冲击，发动局部战争，譬如，通过科索沃战争成功阻击欧元对美元的挑战。

在美元大放水、大泛滥的背景下，一方面国际 社会 和投资者都担心美元可能出现大贬值，因而对美元唯恐避之不及，而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将会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以达至目的。如此，国际金融市场将有可能出现剧烈波动，2021年将有可能出现如下情形：当大家都认为美股要大跌或者美元要大贬值时，在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操作之下，美股有可能出乎大家预料出现相反的大涨行情，美元指数甚至高歌猛进；当市场预期黄金是最好的避险工具纷纷投资黄金市场时，美联储有可能高喊加息令黄金市场动荡不安，黄金价格不升反跌；当美元泛滥无人可信之时，美国真的有可能动用军事手段在东欧、中东甚至东亚等地区制造局部冲突和战争，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大动荡，从而试图令美元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

总之，2021年国际金融市场将充满不确定和风险。

（作者系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

衰落已成定局？哪些数据说明，中国经济反超美国已经不远了吗？

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

近期美国公布的一则数据引起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广泛关注，数据表示 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甚至已经下降了60%以上，这对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一种巨大的打击；而原因是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经开始逐渐下滑，所以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展了去美元化的贸易，比如俄罗斯，我国以及朝鲜和伊朗等国家，同时很多石油生产国家也开始去美元化的贸易，导致美国无法将全世界国家的钱包用来挥霍，经济增长自然也就十分缓慢。

美国如今的经济实力依旧十分强

虽然美国经济正在不断下滑，但是美国也在乌克兰问题上收割了欧洲市场的大量制造业和资本，这也极大的补充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同时美国又加大了对日本等国家的资本收割，导致日本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也缓解了美国的经济下滑趋势，而在收割全球各个国家资本的时候，我国也会受到比较巨大的影响；所以即使美国经济快速下滑，但是和我国的差距依旧十分巨大。

我国的经济依旧需要脚踏实地的发展

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讲究合作共赢，和我国合作的国家都不会吃亏，并且我国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些国家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和我国保持大量的贸易；同时 我国的经济也正在稳步增长，这也吸引了很多欧洲市场和其他国家市场的资本，所以未来我国的经济也将会稳步继续上升；虽然我国经济实力和美国依旧有着较大差距，但是只要我国稳步发展经济，终有一天会彻底超越美国，目前依旧需要防止美国对我国的经济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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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原因有哪些?

1、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规律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

在摆脱贫困陷阱之后，低收入经济对应高的潜在增长率，中等收入经济对应中的潜在增长率，而高收入经济对应低的潜在增长率。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潜在增速必然下降。

2、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在潜在增长率相同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路径不同，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同。过去这些年中，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扭曲日趋严重：投资结构扭曲、产业结构扭曲、融资结构扭曲等，

造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大幅度下降，环境破坏加剧，其严重程度在其他经济类似高速增长时期不多见。纠正这些扭曲，必须停止、减缓、调整以往增长模式，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看作是延期支付的成本。

3、激励机制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除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还要靠激励。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强劲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市场的扭曲以及伴随的腐败，效率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很高。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激励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我们正处在转型期间的中间状态：就是政府权力并未显著减少但做事积极性减少了，这也是导致增速下降的原因。

扩展资料

措施：

1、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韧性”程度高，不仅政府调节能力强，而且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程度大。要给市场自我调节的空间，给个人和企业调整的机会。

2、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应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松绑、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创业等。当今技术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降低了进入门槛，又可满足个性化需求，非常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另一方面是政府可以支持产业发展，但要改变方式。比如推动电动汽车发展，但并不直接参与投资和制造，而是发挥规划、协调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3、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机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解决政府“不作为”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作为”，而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

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在法治经济框架中，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钱颖一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三原因 如何看如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