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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仰融事件(辽宁仰融事件)相关知识

北上广深国际学校 2年前 (2023-01-16) 社会 75 view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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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负债悬顶,员工放假轮休,“吸血”宝马的华晨汽车为何沉沦?

文 | 萧田

“爱的反义词不是恨,爱的反议词是漠不关心。你不爱了,所以漠不关心了,所以大家的批评和表扬都是对我们的关注和关怀。”

9月17日,在北京车展前举办的媒体沟通会上,华晨集团集团副总裁、新闻发言人齐凯一脸尴尬的答复外界。

自从2018年4月博鳌论坛定调“五年后合资股比开放”。华晨宝马就拉开了外方控制合资车企的序幕——宝马于华晨宝马 汽车 之股权将由华晨宝马 汽车 注册资本之50%增至75%。”

“75%股权”意味着华晨将彻底丧失合资板块控制权,一时间,自主业务技术实力与销量业绩多年的衰落,在大型国有车企中排名垫底,“吸血”宝马的华晨成了媒体“关爱”的对象。

自2020年7月开始,华晨 汽车 集团的多支存续债券大幅下跌,遭遇市场恐慌性抛售;截止今年第一季度末,华晨 汽车 的负债总额高达1226.75亿元;不仅如此,8月初华晨中华又陷入员工"放假轮休"的风波中......

纪伯伦说: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有完成梦想之愿望的、最渺小的人,而不愿做一个最伟大的无梦想、无愿望的人。

华晨在自主淘汰赛中庸碌无为而沉沦,华晨宝马也已经嬗变为“ 华沉 · 保马 ”。 究其根源在于,时代的潮水中企业文化和掌门人的进取之心早已冷却,由昔日披坚执锐、所向披靡的斗士蜕变为甘于分利的“缓惰者”。

企业所有的问题,最终又变成了人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东北地区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作为老工业基地自然得到了中央计划经济毫无余力的倾斜。

在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最早、影响最深的地区,拖拉机厂、机床厂、钢铁厂的烟囱日夜不停。

根据老一辈回忆,“每天早上七点多钟,穿着蓝色工装的自行车大军能把整条马路都占满,工厂一打开门就像顿时拧开了水龙头,工人鱼贯而入。”

在此背景之下,1958年,原沈阳农机 汽车 工业局副局长赵希友在国营东北公路总局 汽车 修造厂的基础上成立了沈阳 汽车 制造厂。当时,沈阳虽然是授意组建了该厂,但是当地已有两家车企,第三家有了更好没有也可以。

但赵希友没有打退堂鼓,他带着修理厂的员工和之前积累的经验,硬是拼拼凑凑出五台“巨龙”牌载货 汽车 ,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巨大轰动。

车造起来和跑起来是两码事。大家嘴上不说都心知肚明。这中间不说隔着十万八千里但也是隔着万米长河。赵希友再次展现出他造车的决心。

80年代,国外考察回来的赵希友向领导建议,把沈阳市所有分散的各自为政的 汽车 厂家组织起来,把行政性工业局改造成 汽车 托拉斯企业;把生产总成和零部件厂按高度的专业化组织起来生产。

政府看他对造车这件事理解颇深,也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全市97家单兵作战的 汽车 厂(配件厂)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实体公司——沈阳 汽车 工业公司,赵希友被任命为沈阳 汽车 工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上任后,他率先采用租赁经营,使企业效益大大提高,还被请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介绍企业租赁经营的经验。

1979年,中国最早的十座面包车在这家公司诞生。这辆名为金杯SY622的轻客一年之后年产就达到了1000台,成了全国的销量冠军。

“东北面包”成了走哪儿都能听到的金杯代名词,这也成了华晨金杯与 汽车 整车工业的第一次交集。 自此,共和国长子生产制造 汽车 的篇章被揭开。

彼时,改革开放的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剧变,用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情景——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对于沈阳 汽车 公司而言,这种变化不仅来自于 汽车 行业,也来自企业的经营层面。

1988年5月,由沈阳 汽车 工业公司改制而来的金杯 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终于结束了过去近4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

赵希友觉得,员工作为企业名义上的主人还不够,如果职工购买了金杯股票成了企业经济上的主人,这么一来既能给企业筹措资金还能极大的调动员工积极性。

于是两个月后,金杯公司向全 社会 发行总价值1亿元的优先股票,每股100元。要知道当时还没有证监会,地方单独成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是有风险和胆识的。

凭借这件事,赵希友甚至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封面标题是“中国首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家”。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客观来说,作为企业家的赵希友具有超前的眼光,他的这些举措也完全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但他生错了地方。

1990年末开始,国家开始向亏损的国有企业开刀,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东北首当其冲成为最早受到波及的地区,下岗、买断,突然来袭的凄凉疯狂笼罩在每一个东北人头顶上空。

原本打算发布1亿元股票,风风火火搞了一年多,才募集不到3万元,就发展 汽车 而言,这点钱连销售人员的路费都不够。与此同时,危机正向金杯走来。

1991年,日元剧烈升值,而金杯主打车型海狮 汽车 99%的零件都是从日本进口,合同上都是日元导致零件成本一天一个价,金杯每个季度连进货的钱都出不起,资金链随时有可能断裂。

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叫仰融的人拉了赵希友一把:“请你把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我要让金杯成为第一家在美国 上巿 的中国公司。”

关于仰融,这个中国 汽车 界“教父”般的人物, 推动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第一人 ,但出生神秘,经历也神秘。

有传言说他是退伍老兵,也有人说他是辍学打工仔,还有人说他是西南 财经 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甚至流传过关于仰融名字造假的传闻,众说纷纭,可信可不信。

在后来的采访中,仰融也一直讳莫如深:“华晨出身不好,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事不得不迷。华晨经历的一些事,不管别人怎样迷惑,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权力说清楚。”

不管怎样,就是这位谜一样的男子却把金杯 汽车 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91年,仰融以每股1元的价格,一举收购了金杯股票4600万股。据说那时候是记帐式股票,仰融就把它们装在几十个纸箱里,用飞机运回上海,放在东湖宾馆七号楼地库。从上海财大找了一些学生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一张一张地填名过户。

仰融觉得,国企改革肯定要引进大量的外资,光靠他自己“一个巴掌拍不响”。带着这个想法,在赵希友的引荐下,仰融得到了沈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1992年7月24日,金杯 汽车 股票作为第一只国企大盘异地股在上交所上市,仰融随即将4600万股股票套现,获得了5亿元的收益,掘到了第一桶金。

也许是第一桶金赚的太过容易,仰融心中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正在勾画和操作中——赴美上市。

早在1991年,仰融就通过其在香港设立的华博财务(华博),和沈阳市政府拥有的金杯 汽车 控股有限公司(金杯 汽车 ),在沈阳市成立了一家生产 汽车 的合资企业,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金杯客车)。

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换股 游戏 后,金杯客车的资产大半装进了在百慕大注册的华晨 汽车 控股,成了金杯 汽车 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融资工具。

就在即将上市的1992年9月底,国家体改委在北京召开会议,时任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突然在会上严肃发问,华晨在美国上市是怎么回事?

国企赴美上市,监管层竟然还是从香港信报的一篇名为《首家中国公司上市美国》的报道得到的消息,此时高层立即作出了批示——

查!彻查!

然而即使这样也没阻挡上市的步伐,华晨 汽车 作为 社会 主义国家第一股,发行500万股,当时首次公开募股达到了每股16美元,成功筹集了8000万美元的资金。

在当时,这被认定为非常珍贵的外汇,所以证监会最后不仅没有问责,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还特地表扬了华晨,说这次上市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之后几年里,华晨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岁月。

1995年,华晨作为大股东正式接管金杯客车的管理权,仰融从财务、人员、经销商体系三大块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开除了一批吃闲饭的老员工、在广告中打出车辆售价、将金融业的承兑汇票制度引入 汽车 业等等。

自1996年起,金杯客车步上金光大道,每年的销售以50%速率增长,连续多年占据轻客市场销量第一;2000年,金杯客车销售额达70亿元人民币,利润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仰融名声大噪。

除了客车,华晨在家用轿车领域先后促成了金杯和通用的合资,接手了三江雷诺,尤其在与河北保定的田野 汽车 接触中,做出了一项对日后华晨生死攸关的抉择,与宝马联姻。

据称当时宝马的人在沈阳考察的时候,看到华晨厂清一色的德国机械,亲切得不行。心想,宝马国产非华晨莫属!

2001年华晨和宝马正式开始接洽,同年10月 华晨宝马 汽车 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当时宝马国产项目小组的领导人便是仰融。

这一年,一向神秘而低调的仰融,被授予沈阳市“荣誉市民”称号,这年底,在《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中,仰融排名希望集团刘家兄弟和欧亚集团的杨斌之后,位列第三。

然而事业的壮大导致了仰融的过度膨胀,仰融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已经听不得不同意见,在企业搞了不少冒进的、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的“大跃进”动作,一度将公司推到了危险的边缘。

仰融此前经营的政商基础均在“慕马体系”之上,遭此剧变后对辽宁不免忌惮,开始寻求转战他乡,而此时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通行使得他开始将投资战略逐步转向浙江宁波。

而华晨是辽宁龙头企业,也是辽宁省经济的一大支柱,辽宁自然不愿放走华晨。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双方很难达成共识。 最后,辽宁方面很轻易地找到了仰融的脉门,将他“踢”了出去。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两鬓发白的仰融向媒体透漏,想去宁波投资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踢走了仰融的华晨元气大伤,华晨 汽车 的命运也走到了下坡路。期间虽然也历经两代掌门杨宝善和蔺晓刚,但都没有太大起色。 直到2006年,这位大连副市长祁玉民的出现,华晨才真正从死亡线上回来。

回忆起刚到华晨的情况,祁玉民心情很悲壮。“来报到的时候,大连和沈阳风雪交加,大雾弥漫,我不能开车去,坐火车去的。”

在路上,他给他姐姐发了一个短信,“我在雨雪交加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单位去从事陌生的工作!”

祁玉民的出场是非常富有感染力和强度的,刚到华晨任董事长的他第一次业绩参加发布会就遭到了香港媒体刻薄的提问:“华晨领导一年变动一次,你准备呆多久?”祁玉民面不改色:我第一个二十三年在山西度过,第二个23年在大连度过,第三个23年在华晨度过。

新官上任,很快就烧起了“三把火”。

祁玉民一夜之间就把华晨公司院里仰融几百万造的山给炸了。面对仰融起诉,他隔空强硬地回应,“政府干预华晨是正常的,为什么不说一汽、二汽也受政府干预呢?”

上任5天,他从银行贷了7个亿,一手挑起了中级车价格大战,不仅将在售的中华尊驰售价下调达4万元,还让原定九月上市的新车型骏捷提前到2月下线,定价为10万元以下。

2006年,华晨旗下 汽车 销量逾20万辆,同比增长71.4%,其中尊驰和骏捷销售5.8万辆,同比增长545%,华晨一举成为 汽车 销售增长冠军。次年,华晨实现了 历史 性的扭亏。

虽然自救的效果立竿见影,但华晨这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很快就迎来了连锁反应。

随着越来越多的自主品牌也加入到价格战中,由于骏捷当时是定位B级车,价格拉低至A级车范围,直接封死了华晨推出A级、A0级车的定价空间,华晨的价格体系岌岌可危。

2009年,华晨 汽车 开始出现30-40%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曾经无限风光的金杯在此期间被忽视,2009年,微面和商用车市场爆发,金杯却逆势下行,亏损超过16亿元。

在推翻仰融的所有“遗产”后,唯一只留下的就是与宝马的合资项目。 祁玉民被迫把希望寄托在会给集团带来利润的宝马身上。

祁玉民曾公开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台车,底盘要是保时捷调教的,外形内饰是意大利设计的,发动机是用宝马的,那它就是辆好车。

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践行的。为了通过宝马来“反哺”自主品牌,换取宝马 汽车 对合资公司全力支持,祁玉民对宝马的要求尽量满足。从2006年起,华晨宝马的财务、行政、市场、公关等部门的实际控制权逐渐都掌握在了宝马手中。

华晨此举遭到公众和媒体猛批,每次面对公众都能口若悬河的祁玉民却在这时选择保持沉默。

祁玉民没办法给出交代——因为一切都与他的设想背道而驰。

他最初的打算是一方面希望通过华晨宝马获取投资收益,扭转资金颓势,另一方面则希望在合作过程中获得宝马的技术。

但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在中华骏捷之后,华晨错过了 汽车 的黄金六年,至今未能在轿车市场翻身;而整体耗资26亿打造的高端MPV车型华颂7,上市后也是收获寥寥无几等等。

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过去十多年一直未建立起正向研发体系,反而一味乞求合作伙伴宝马 汽车 集团的“施舍”,一旦没有宝马,华晨 汽车 也就失去了生存的能力。

市场付出去了,技术一直没有换来。

经过资本市场的闪展腾挪、合资企业委曲求全,多年与市场、与各方的博弈拉锯,虽然也让华晨造就了自己的第一个不可能——仅用8亿元的注册资金撬动发展了一个年销售额1900亿、年利税300亿的东北国企。

但是国产自主品牌已经进入技术立命的时代,什么也没有的华晨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站上巨人肩膀上的华晨未打赢挺进自主第一阵营的硬仗,躺着赚钱的日子也已经进入倒计时。

与2005年底祁玉民从大连市副市长任上出掌华晨一样,阎秉哲也是由政转商。但与祁玉民不同的是,上任2年来,一把火都没有烧起来。

在祁玉民时代,华晨开发了一款自主高端商务车华颂7,一经推出便饱受调侃这是一款“市面罕见,没有手套箱和隐私玻璃,且与市场脱节”的商务车。即便如此,据说祁玉民也为华颂7开过107次会。

自2018年开始,整个燃油车市场在新能源 汽车 的冲击之下都出现了负增长,所以2019年的广州车展尤其意义非凡。作为中国排名前十的车企大集团的华晨 汽车 集团的缺席,被外界解读成:没脸参加。

不管是否存在误读,在公共场合或者官方宣传中也确实很少听到华晨 汽车 董事长阎秉哲的新闻,他仿佛真的“消失了”。

自2011年以来,华晨宝马每年贡献的净利润占比便高达94.9%至119.6%,也就是说,自2012年开始华晨 汽车 其它板块便处于亏损状态。

以2019年为例,华晨 汽车 集团乘用车销量72.18万辆,商用车销量7.86万辆。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华晨宝马销量54.55万辆,占比高达75%。

数据显示,华晨中华品牌今年上半年的销量仅为4300辆,产品份额也是始终保持在0.3%以下,其中多款车型的销量为0。

祁玉民留给阎秉哲的警示亦是以血写就的:

倘若缺乏不破不立、推陈出新的勇气,那么依然无法脱离旧有的窠臼。

华晨宝马越来越成功,是宝马的成功,却没有成为华晨的成功。 这把火是不是也该烧烧了?

无论是当年首家在美股上市的国企,还是曾经轻型商用车销量“六连冠”,全中国叫得最响亮、最具神话色彩和市场魅力的品牌,华晨的旧光环已碎是不争的事实。

在一个可以破旧立新的机制中,祁玉民是最有可能打破一切僵局,重新建造华晨的人。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这可能是他的遗憾,也是华晨的遗憾。

如今,新晋掌门还有四年到退休年龄,股比之变也指向了华“沉”·“保”马。囿于合资时代的华晨,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灭亡?这是一个问题。

当华晨宝马十五周年庆典以热烈的氛围燃烧了全场,几乎所有人都浑然不觉,在那个深秋时节沈阳和华晨都已经进入了冰点以下的彻骨严寒。

一切悲欢与起落的演进,都是 历史 车轮向前碾过的痕印。自来孱弱皆湮灭,惟有强者长留名。华晨的命运,从第一辆华晨宝马的车主扣掉车标开始,便已经注定了。

10亿元债券违约被停牌,华晨集团如何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现如今,如果单说“华晨”,不少人会感觉陌生,但与宝马放在一起——“华晨宝马”,似乎又是那么熟悉,这一情形多少反映出了华晨集团在用户心中的尴尬境地。

本月,华晨集团债务违约暴雷了。

就在上周,华晨集团规模为10亿元的私募债券“17华汽05”到期,而其发行人华晨汽车未能按期兑付,发生实质性违约。按照相关规则,华晨旗下所有债券即将停牌。这是华晨集团在公开债券市场上的首次违约。

此后,华晨集团回应表示,公司仍然在努力筹集资金,但是公司目前流动性紧张,资金面临较大困难,能否及时筹集到足额资金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冰山一角”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华晨汽车今年来首次面对债务危机。

今年7月开始,华晨集团就已陷入债务风波。8月12日,19华汽01、18华汽01、18华汽02、18华汽03等多只华晨集团旗下债券大幅下跌,其中18华汽01跌幅逾19%。8月13日,华晨集团旗下华晨中国股价随之下滑,全天跌幅8.78%。华晨集团债券和股票的同时下跌,从某种程度上亦反映了当时投资者对华晨集团债务问题的担忧。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华晨来说,就是多米诺骨牌倒了第一块。”随着这只10亿元债券的违约,华晨集团债务压力的冰山一角也被缓缓揭开。

随之而来的是评级机构的负面展望。8月,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和东方金诚先后将华晨集团及多只债券列入评级观察名单;9月,东方金诚和大公国际先后调低了对华晨集团主体的信用评级;10月,东方金诚和大公国际再度下调对华晨集团的评级,其中,东方金诚将华晨集团的债券评级从年初的AAA下调至BBB。

据不完全统计,除“17华汽05”外,目前华晨集团存续债券共14只,存续规模超160亿元,兑付期主要集中在2022年,均存在违约风险。

事实上,2020年对于华晨集团来说,除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外,债务“爆雷”亦在预料之中。据东方金诚评级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末,华晨集团全部债务6455.49亿元,其中短期有息债务478.87亿元,占比73.06%;而从期限结构来看,截至2020年4月至12月末,华晨集团有息债务规模为432.67亿元,占全部有息债务的63.87%,比例非常之高,偿债压力陡增。

▍“两级分化”

广发证券固收分析师表示,华晨汽车违约的原因主要在于自主品牌盈利弱,盈利严重依赖华晨宝马,即将剥离华晨宝马对公司再融资能力产生冲击。

企查查显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即华晨集团)注册资本为8亿元,由辽宁省国资委和辽宁省社保基金分别持股80%和20%,实际控制人为辽宁省国资委,总部位于沈阳。

该公司旗下拥有4家上市公司,分别为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华晨中国)、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申华控股)、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金杯汽车)及新晨中国动力控股有限公司(新晨动力)。

从业务体系上看,华晨中国承载了华晨集团旗下五大品牌:中华、金杯、华颂、雷诺以及华晨宝马的整车生产、研发等业务。其中,华晨宝马由华晨中国与宝马合资成立,华晨中国占股50%。

令人诧异的是,近年来,华晨集团合资、自主两大版块出现了两级分化的趋势——以华晨宝马合资为主的板块蒸蒸日上,而以中华、金杯、华颂为主的自主板块却每况愈下。

华晨中国财报显示,2020年上半年华晨中国营收14.5亿元,净利润40.25亿元。不过,剔除华晨宝马贡献的43.83亿元净利润,这就意味着华晨中国其他版块亏损超过3.4亿元。

数据显示,2019年华晨宝马贡献纯利76.26亿元,2018年贡献纯利62.44亿元;而同期华晨中国2019年实现净利润62.92亿元,2018年实现净利润52.94亿元,占比上,华晨宝马利润贡献率均超100%,且有上升态势。

销量方面,乘联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华晨中华销量仅为3186辆,金杯汽车销量为7661辆,这些与华晨宝马同期26.2万辆的销量相比,几乎不值一提。实际上除了合资版块华晨宝马的销量处于上升期,其余的三大自主品牌中华、华颂、金杯销量持续下滑,甚至已经被市场边缘化。

很显然,华晨集团基本靠宝马维持的,不过“躺着赚大钱”的日子或将戛然而止。

随着国内放宽中国汽车业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的限制,2019年1月华晨中国与宝马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到2022年华晨中国将仅持有华晨宝马25%的股份,其从中获取的利润也将腰斩。长期来看,华晨集团的“日子”将日趋艰难。

▍为何自主板块扶不起?

“如果躺着就能挣大钱,你还会努力奋斗吗?”这样一个触及人类灵魂的问题,华晨中国也未能躲过。

从结果来看,在华晨宝马轻松挣大钱的背景下,过度依赖华晨宝马的造血能力,导致华晨集团自主品牌缺乏发展的动力,不仅让华晨中华品牌逐渐边缘化,还让自身陷入了持续亏损的状态。当前,华晨自主版块的衰败成为了华晨现状的缩影,债务压顶、严重依赖华晨宝马的华晨控股陷入发展困局。

在业内人士看来,经过两年负增长,整个中国汽车工业跟前几十年都不太一样了,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作为一个规模经济产业,一旦没有增长,那么迎接的就是利润下滑。中国汽车工业优胜劣汰加速情势之下,没有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华晨自主板块发展举步维艰。

华晨今天的困境,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不过纵观华晨集团三十多年发展史,华晨集团的兴与衰几乎与两个人息息相关,仰融与祁玉民。

先说仰融。

1988年,华晨汽车的前身——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沈阳汽车制造厂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结束了过去近4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次年,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同日本丰田汽车展开合作,推出了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金杯轻型客车。

1991年-1992年,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了新一轮改革,此时仰融入局。

1991年,沈阳市政府控股的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仰融全资拥有的华博财务公司合资成立了“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金杯汽车持股60%,华博持股40%。

次年,仰融以在金杯客车中持有的股权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随后华晨中国以换股的方式获得金杯客车51%的控制权;1992年7月,金杯汽车在上交所上市;10月,成立仅一年多的华晨汽车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正式挂牌,华晨也由此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家在纽交所成功上市融资的企业。这一年,证监会亦刚刚成立。

凭借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仰融在此后的十年间成功打造出一个以华晨汽车为核心,包括至少4家纽约、香港、上海上市公司及大量非上市公司,资产一度达到300亿人民币的“华晨系”帝国,而华晨中华,正是仰融心目中华晨帝国的未来。

到1997年,金杯客车在轻型客车领域的产销量位居全国第一,此后更是连续6年保持着全国第一的位置。2002年,第一代中华轿车正式上市,这款倾注了仰融无限野心的中高级轿车,成为当时唯一有能力挑战合资中高级轿车的自主品牌车型。

经历过迅猛发展的华晨汽车,走向全国是必然。然而彼时的东北意在打造中国的“底特律”,作为沈阳汽车产业的中流砥柱,华晨集团必然被寄予厚望。公开资料显示,彼时辽宁省甚至还提出了“大连方案”,意在打消仰融南下建厂的计划。

一边是拼命想留住华晨,另一边却是仰融的全国战略,一时间双方关系变得十分微妙。金杯汽车的掌门人也一度和仰融开启了掌控权之争;次年,仰融出走美国。

2002年6月,香港上市公司“华晨中国”(CBA)宣布,解除仰融的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务。2002年10月21日,辽宁省公安厅正式通告,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仰融就此谢幕。

在此之前的9月,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昔日的华晨汽车由国有资产控股的股份公司变成国有独资股份公司,自此,华晨汽车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

也是在这一年,华晨与宝马合资项目获批,2003年3月,双方签约成立“华晨宝马”。

仰融之后,是祁玉民时代。

仰融败走,华晨汽车很快进入了低谷期。2004年,华晨汽车布局的宁波罗孚项目、湖北雷诺项目、沈阳“奥斯汀”出租车项目接连中止,使得华晨汽车亏损严重。与此同时,金杯轻型客车竞争力衰退,销量也在2004年开始下滑,中华轿车当年更是亏损6亿元。为了止亏,华晨汽车还将沈阳金杯通用转让给上汽集团和上海通用。

2005年底,时任大连市副市长的祁玉民,被任命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自此,华晨汽车进入“祁玉民时代”。

为了稳住华晨汽车的局势,祁玉民两面出击:自主板块大降价大促销,提升销量;合资板块对华晨宝马大放权,将财务权、销售权等权限让给宝马汽车集团,逐渐走向宝马在华代工厂的角色。

祁玉民降低自主品牌价格、让出合资公司管理权的措施,在短期内确实刺激华晨汽车自主品牌及华晨宝马销量双增长,但从长远来看,也为华晨汽车后来的坎坷发展路埋下祸根。

此时,祁玉民掌控下的华晨汽车开始急于求成,轻自主研发,重技术整合,希望利用外资车企已成熟的汽车技术研发新车,而非建设正向研发体系。祁玉民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梦想有一个产品,它的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它的造型、内外饰是意大利搞的;它的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三大资源一整合,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了?”

这种简单的造车思路导致华晨汽车在其接手后的10多年里都未建立起正向研发体系,反而一味乞求合作伙伴宝马汽车集团的“施舍”。

在2001年至2007年中国GDP高速发展的时代,华晨集团却因为内斗错失了大好时机。由于动荡的历史,华晨集团高层频繁变动,核心技术团队大量流失。据报道,彼时华晨金杯负责研发的赵福全投奔吉利,负责销售的杨波投奔奇瑞,而刘志刚携大批亲卫投奔比亚迪。

此后,随着SUV市场逐渐兴起,华晨汽车也推出了中华V3、V5、V6、V7等SUV车型。但由于自主研发能力较低、技术整合能力较差,这些车的月销量大多呈现出前高后低、陡增陡降、归于平淡的状态。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祁玉民出色的完成了领导交付的任务,把一个陷入困境的企业转变成了一家营收超2000亿的大型汽车集团,帮助宝马在中国市场取得了历史性的份额。但是对于华晨自主板块而言,祁玉民却失败了。

尽管在祁玉民的口中,华晨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用市场换来了技术的中国汽车企业”,但华晨除了引进了宝马的发动机生产线,并没有在底盘、发动机、变速箱、设计以及前沿的智能化、新能源领域大力研发。

以至于中华和金杯市场份额在2013年走上巅峰后开始持续萎缩,中华品牌除了在SUV市场井喷的2016年短暂爆发外,基本上没什么存在感。

有人说,仰融的悲剧决定了华晨的悲剧,但也不全是。华晨从诞生起就已经成为了交织各种利益的漩涡,作为后来者的祁玉民,在这漩涡中也会身不由己。纵使手握一手好牌,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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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仰融事件的始末

1991年仰融与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了一家生产汽车的合资企业。该合资企业名为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沈阳汽车),其主要合作方是由仰融全资拥有的在香港设立的华博财务公司(华博)和沈阳市政府拥有的金杯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杯)。合资企业设立之时,金杯拥有沈阳汽车60%的股权,华博拥有25%,另一合作方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南)拥有15%的股权。华博随后收购了海南的股权,使得沈阳汽车的股权结构变为60/40,即金杯控股60%,华博控股40%。

为通过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从而扩大企业规模,合作方准备将沈阳汽车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仰融作为沈阳汽车的首席执行官和经理,在百慕大成立了百慕大控股有限公司(华晨中国)作为沈阳汽车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融资工具,并将其40%的股权转让给了的华晨中国。金杯亦将其在沈阳汽车的11%股权转让给华晨中国,至此,华晨中国拥有沈阳汽车51%的权益。作为转让11%股权的回报,金杯取得了华晨中国21.57%的股份,使仰融在华晨中国的股份减至78.43%。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股票,筹备在美国的首次公开发行以及纽约证交所上市过程中,中国政府高层官员通知仰融,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应是一家中国实体,而非某香港私人企业,这样,将是50年来中国公司首次在美国登记和上市。仰融理解如果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由一家中国非政府组织担任即可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1992年5月,华博、中国人民银行及另外几家中国政府机构成立了一家非政府组织——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基金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担任基金会主席,仰融任副主席。

1992年9月,华博将其在华晨中国的股份转让给了基金会。最终,仰融与尚明同意“基金会将为华博托管股份,事实上作为华博的被指定人”,仰融全权管理、控制和支配基金会在华晨中国的股份。被转让的华晨中国的股份以基金会的名义持有。在这一安排下,加之2002年10月华晨中国出售了28.75%的股权,基金会拥有了华晨中国55.85%的股权,金杯拥有15.37%的股权。根据仰融的指示,华博支付了华晨中国股票登记和上市的费用,并为基金会支付了各项管理费用。他还负责华晨中国的主要股东在沈阳汽车的工作,安排为丰田和通用汽车生产汽车。沈阳汽车的所有生产设施均在辽宁省。

与此同时,2002年初,辽宁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由省长助理领导的“工作小组”。2002年3月,工作小组宣布基金会名下的所有股权,包括仰融在华晨中国的权益,均为国有资产,要求他将这些股份转让给省政府。仰融拒绝之后,工作小组通知仰融和华晨中国董事会,基金会不再承认华博在华晨中国的受益权益。根据辽宁省政府的指示,华晨中国董事会解除了仰融总裁、首席执行官和董事的职务,将工作小组成员安排在这些职务和其他管理

职务上。2002年10月,新组建的华晨中国董事会不再支付仰融工资,并于次月解除了其经理职务,终止其劳动合同。辽宁省政府还成立了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新华晨),任命省政府官员作为新公司的管理人员。大约两个月后,新华晨以市场价格的6%即1800万美元收购了名义上由基金会为华博托管的华晨中国的股份。

新华晨与华晨中国董事会并对剩余的华晨中国的股份,包括纽约证交所交易的股份进行了要约收购,导致2002年12月18日至19日华晨中国股票在纽约证交所停牌。

当工作小组进行收购时,仰融代表华博在各级法院寻求救济。2002年9月27日,华博财务向北京高院提出诉讼告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要求确认其在基金会的投资权益,包括华晨股权。2002年10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正式受理该案。2002年10月18日,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批准逮捕仰融。2002年12月2日,华博收到一份通知称,北京高院驳回起诉,并本着“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将此案移交辽宁省公安厅调查。至此,北京的起诉结束。仰融出走美国。

2002年12月18日,华晨中国在香港发布公告称,辽宁国有独资公司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同基金会就基金会所持有的39.4%股权正式签署收购协议。2003年1月,仰融以基金会股权不明为由,提请百慕大法院发出禁止令,禁止华晨中国出售其股权。百慕大高等法院经过调查,于2月12日宣布驳回禁止令。

针对仰融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华晨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一案,2003年12月31日,百慕大法院已做出判决,驳回仰融的诉讼。

百慕大诉讼是仰融以华博财务有限公司的名义提出的。华博公司声称其“拥有的华晨中国中的股权,被中国辽宁省政府拥有的华晨集团错误征收”。百慕大法院经对本案事实、证据全面审理,作出判决认定:“华博公司从未拥有华晨中国的任何股权”。法院还认为,华博公司的诉讼不是“可信的诉讼”;华博公司提出“其以信托方式将华晨中国的股权交给基金会”的主张构成“滥用法院程序”;华博公司是在“蓄意误导法院”,没有向法院说明华博公司从未拥有CBA股权的证据,是对“重大”事项未作披露的“严重”行为;华博公司“故意向法院隐瞒事实”。据此,PhilipStorr大法官在判决书中警告仰融:如果他本人以个人名义重新起诉,就意味着他在此前向法院提交的所有证言都是谎言,希望他不要再做浪费法律资源的事情。

虽然仰融对该判决可以上诉,但熟悉此案的律师都认为,上诉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百慕大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彻底宣判了仰融对华晨中国资产图谋的破灭。

在百慕大法院驳回禁止令后,2003年8月7日,仰融在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以个人名义起诉辽宁省政府,此案在当地时间8月7日一经受理便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事实上,仰融正在将这场私人产权纠纷案作为“人质”,向一个地方政府“挑战”2003年8月8日凌晨5点(纽约东部时间8月7日下午),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立案受理新中国历史上首例美国公民状告中国地方政府的诉讼案: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代码:1114;纽约上市代码:CBA,下简称“华晨汽车”)的前主席仰融在美国起诉辽宁省政府。

“起诉书”称,原告仰融,Rhea Yeung(仰妻)及华博财务(仰融持70%股权)因辽宁省不正当行为,财产被不当剥夺。其有关请求包括:辽宁省政府将华晨汽车和其他产权利益还给华博,或以此股份现值补偿原告;废止华晨汽车的交易,命令将此股份和其他产权交还华博,或以此股份现值补偿原告;依华博股份权益金额判决赔偿金,金额由审判证明,和从原告夺走的其他财产;废止华博在华晨股份的交易(指华博将39.45%的股权交给基金会),被告将此股份交还华博,或以此股份现值补偿原告;依原告被辽宁省转换的华晨股份及其他产权权益金额判决赔偿金,金额由审判证明;律师费及该案诉讼费;等等。

8 月 21日,美国联邦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分庭,就仰融等起诉辽宁省政府非法侵占财产一案,正式向辽宁省政府发出民事案传票,并以特快形式寄往中国司法部,由司法部传送辽宁省政府。该传票称:被告方需在送达后的60日内答辩,如被告未按时送达答辩,法庭将以缺席判决被告方败诉,并按原告方诉状要求的赔偿请求做出判决。

中国司法部已经拒绝了仰融律师提出的司法文书送达请求。司法部有关人士指出,根据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任何外国司法机构都不能对另一主权国家、国家机构行使管辖权。根据《海牙送达公约》第13条第一款“执行请求将损害被请求国家主权或利益”的不予送达的规定,中国司法部拒绝了仰融的律师的送达请求,拒绝函已经寄送请求方,并退回仰融的律师的请求及其所附的司法文书。

中国司法部10 月 8日拒绝仰融在美诉辽宁省政府产权纠纷案的律师司法文书的送达请求后,次日,美国律师即通过哥伦比亚地方法院,以外交途径将文件 递交到美国国务院,由其下属的特殊领事服务司负责,将该案的法律文书送往中国外交部。

收到美方通过外交途径转递的传票后,辽宁省政府积极出庭应诉,请求美法院驳回仰融的诉讼请求。美国哥伦比亚地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辽宁省政府征收华晨中国的股份是主权行为,辽宁省政府享有豁免。地区法院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在2005年作出判决,驳回仰融的起诉。仰融随后提出上诉,对地区法院拒绝适用商业行为例外提出质疑。

美国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在2006年7月7日就仰融的上诉作出判决,维持地区法院因缺乏标的管辖权而驳回起诉。(一审、上诉审判决书附后)。

仰融案的仰融其人

仰融,原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天华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理事长……现 在他仍然担任所谓华晨系下香港圆通科技董事长以及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2年10月9日,美国纽约交易所,华晨汽车(NYSE.CBA)成为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发行500万股,IPO价格16美元,筹集资金8000万美元,51%控股沈阳金杯客车。这个当时在刘鸿儒(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被一个叫仰融的人操盘成功了,创造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融资第一的案例。

10 年来,他又凭借资本运作,成功打造出一个以华晨汽车为主,包括至少4家纽约、香港、上海上市公司及大量非上市公司、资产一度达到300亿人民币被人称之为华晨迷宫的华晨系。

一位采访过仰融的记者这样描述他:身材不高、浓眉飞扬、大背头永远纹丝不乱的仰融,平时极少把观察他侧面以至背面的机会留给他人。

传媒中,仰融公开的履历总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说起。即便是补写上前面关于仰融的最初身世,在仰融作为企业家的履历中始终有一段空白。最经常看到关于仰融的介绍是这样的:现年49岁的仰融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他领导的华晨在纽约、中国香港和上海三地都拥有上市公司。在去 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仰融以70亿元的资产名列第三。

据了解,仰融祖籍安徽,本人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兄弟4人。仰融初中毕业后,先是做厨师,后来承包小商店,再后来又到江阴市外贸公司,20世纪80年代初去了深圳,几经周折,慢慢走上资本运作之路。但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仰融曾对人讲过自己在华晨之前的经历,……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进手术室,奇迹般地、没有残废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开始既珍惜又藐视生命。

90年代初,仰融初入道时也很寒酸。他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叫华博财务的公司。当时公司只有借款400万元,员工5、6个,主要业务是为人拆借资金,兼做债券和股票买卖。仰融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时积累的。

仰融没说清过自己的来历,更没说清过华晨的出身,他曾说过:华晨出身不好,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事不得不迷。华晨经历的一些事,不管别人怎样迷惑,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权力说清楚。

也许因为这种扑朔迷离,金杯汽车中甚至传闻,仰融的名字是假的。仰融,就是崇尚金融的意思。传闻毕竟是传闻。仰融的一位儿时伙伴说:仰融从小就姓仰,只是以前的名字是叫仰勇,什么时候改的名儿也说不好。仰融从小人很聪明,但不安分。

商海十年,仰融成功了。他一手缔造了一个资产规模达200亿元、旗下掌控六家上市公司的华晨帝国。央视将其评为2001年经济界的十大风云人物。

纵观仰融的发迹史,遭遇“金杯”是其事业的转折点。而“金杯汽车”始终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华晨帝国就是仰融将金杯汽车反复包装的产物。(上述介绍来自网上材料)

仰融的身世

一、 仰融其人

沈阳仰融事件他是第一个让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的人,也曾是300亿资产的"主人"。然而,过去一年中,他陆续经历了资产清查、职务解除、出走美国……直至被中国辽宁省政府刑事批捕。他越洋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政府和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资产侵权,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沈阳仰融事件我国地方政府首次在国外被起诉的案例。

仰融,原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天华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理事长……现在他仍然担任所谓华晨系下香港圆通科技董事长以及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2年10月9日,美国纽约交易所,华晨汽车(NYSE.CBA)成为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发行500万股,IPO价格16美元,筹集资金8000万美元,51%控股沈阳金杯客车。这个当时在刘鸿儒(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被一个叫仰融的人操盘成功了,创造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融资第一的案例。

10年来,他又凭借资本运作,成功打造出一个以华晨汽车为主,包括至少4家纽约、香港、上海上市公司及大量非上市公司、资产一度达到300亿人民币被人称之为"华晨迷宫"的华晨系。

一位采访过仰融的记者这样描述他沈阳仰融事件:身材不高、浓眉飞扬、"大背头"永远纹丝不乱的仰融,平时极少把观察他侧面以至背面的机会留给他人。

传媒中,仰融公开的履历总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说起。即便是补写上前面关于仰融的最初身世,在仰融作为企业家的履历中始终有一段空白。最经常看到关于仰融的介绍是这样的:现年49岁的仰融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他领导的华晨在纽约、中国香港和上海三地都拥有上市公司。在去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仰融以70亿元的资产名列第三。

据了解,仰融祖籍安徽,本人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兄弟4人。仰融初中毕业后,先是做厨师,后来承包小商店,再后来又到江阴市外贸公司,20世纪80年代初去了深圳,几经周折,慢慢走上资本运作之路。但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仰融曾对人讲过自己在华晨之前的经历,"……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进手术室,奇迹般地、没有残废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开始既珍惜又藐视生命。"

90年代初,仰融初入道时也很寒酸。他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叫华博财务的公司。当时公司只有借款400万元,员工5、6个,主要业务是为人拆借资金,兼做债券和股票买卖。仰融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时积累的。

仰融没说清过自己的来历,更没说清过华晨的出身,他曾说过:"华晨出身不好,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事不得不迷。华晨经历的一些事,不管别人怎样迷惑,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权力说清楚。"

也许因为这种扑朔迷离,金杯汽车中甚至传闻,"仰融的名字是假的。仰融,就是崇尚金融的意思"。传闻毕竟是传闻。仰融的一位儿时伙伴说:"仰融从小就姓仰,只是以前的名字是叫仰勇,什么时候改的名儿也说不好。仰融从小人很聪明,但不安分。"

商海十年,仰融成功了。他一手缔造了一个资产规模达200亿元、旗下掌控六家上市公司的华晨帝国。央视将其评为2001年经济界的十大风云人物。

纵观仰融的发迹史,遭遇“金杯”是其事业的转折点。而“金杯汽车”始终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华晨帝国就是仰融将金杯汽车反复包装的产物。(上述介绍来自网上材料)

二、 仰融案始末

1991年仰融与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了一家生产汽车的合资企业。该合资企业名为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沈阳汽车),其主要合作方是由仰融全资拥有的在香港设立的华博财务公司(华博)和沈阳市政府拥有的金杯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杯)。合资企业设立之时,金杯拥有沈阳汽车60%的股权,华博拥有25%,另一合作方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南)拥有15%的股权。华博随后收购了海南的股权,使得沈阳汽车的股权结构变为60/40,即金杯控股60%,华博控股40%。

为通过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从而扩大企业规模,合作方准备将沈阳汽车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仰融作为沈阳汽车的首席执行官和经理,在百慕大成立了百慕大控股有限公司(华晨中国)作为沈阳汽车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融资工具,并将其40%的股权转让给了的华晨中国。金杯亦将其在沈阳汽车的11%股权转让给华晨中国,至此,华晨中国拥有沈阳汽车51%的权益。作为转让11%股权的回报,金杯取得了华晨中国21.57%的股份,使仰融在华晨中国的股份减至78.43%。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股票,筹备在美国的首次公开发行以及纽约证交所上市过程中,中国政府高层官员通知仰融,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应是一家中国实体,而非某香港私人企业,这样,将是50年来中国公司首次在美国登记和上市。仰融理解如果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由一家中国非政府组织担任即可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1992年5月,华博、中国人民银行及另外几家中国政府机构成立了一家非政府组织——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基金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担任基金会主席,仰融任副主席。

1992年9月,华博将其在华晨中国的股份转让给了基金会。最终,仰融与尚明同意“基金会将为华博托管股份,事实上作为华博的被指定人”,仰融全权管理、控制和支配基金会在华晨中国的股份。被转让的华晨中国的股份以基金会的名义持有。在这一安排下,加之2002年10月华晨中国出售了28.75%的股权,基金会拥有了华晨中国55.85%的股权,金杯拥有15.37%的股权。根据仰融的指示,华博支付了华晨中国股票登记和上市的费用,并为基金会支付了各项管理费用。他还负责华晨中国的主要股东在沈阳汽车的工作,安排为丰田和通用汽车生产汽车。沈阳汽车的所有生产设施均在辽宁省。

与此同时,2002年初,辽宁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由省长助理领导的“工作小组”。2002年3月,工作小组宣布基金会名下的所有股权,包括仰融在华晨中国的权益,均为国有资产,要求他将这些股份转让给省政府。仰融拒绝之后,工作小组通知仰融和华晨中国董事会,基金会不再承认华博在华晨中国的受益权益。根据辽宁省政府的指示,华晨中国董事会解除了仰融总裁、首席执行官和董事的职务,将工作小组成员安排在这些职务和其他管理职务上。2002年10月,新组建的华晨中国董事会不再支付仰融工资,并于次月解除了其经理职务,终止其劳动合同。辽宁省政府还成立了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新华晨),任命省政府官员作为新公司的管理人员。大约两个月后,新华晨以市场价格的6%即1800万美元收购了名义上由基金会为华博托管的华晨中国的股份。新华晨与华晨中国董事会并对剩余的华晨中国的股份,包括纽约证交所交易的股份进行了要约收购,导致2002年12月18日至19日华晨中国股票在纽约证交所停牌。

当工作小组进行收购时,仰融代表华博在各级法院寻求救济。2002年9月27日,华博财务向北京高院提出诉讼告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要求确认其在基金会的投资权益,包括华晨股权。2002年10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正式受理该案。2002年10月18日,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批准逮捕仰融。2002年12月2日,华博收到一份通知称,北京高院驳回起诉,并本着“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将此案移交辽宁省公安厅调查。至此,北京的起诉结束。仰融出走美国。

2002年12月18日,华晨中国在香港发布公告称,辽宁国有独资公司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同基金会就基金会所持有的39.4%股权正式签署收购协议。2003年1月,仰融以基金会股权不明为由,提请百慕大法院发出禁止令,禁止华晨中国出售其股权。百慕大高等法院经过调查,于2月12日宣布驳回禁止令。

针对仰融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华晨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一案,2003年12月31日,百慕大法院已做出判决,驳回仰融的诉讼。

百慕大诉讼是仰融以华博财务有限公司的名义提出的。华博公司声称其“拥有的华晨中国中的股权,被中国辽宁省政府拥有的华晨集团错误征收”。百慕大法院经对本案事实、证据全面审理,作出判决认定:“华博公司从未拥有华晨中国的任何股权”。法院还认为,华博公司的诉讼不是“可信的诉讼”;华博公司提出“其以信托方式将华晨中国的股权交给基金会”的主张构成“滥用法院程序”;华博公司是在“蓄意误导法院”,没有向法院说明华博公司从未拥有CBA股权的证据,是对“重大”事项未作披露的“严重”行为;华博公司“故意向法院隐瞒事实”。据此,PhilipStorr大法官在判决书中警告仰融:如果他本人以个人名义重新起诉,就意味着他在此前向法院提交的所有证言都是谎言,希望他不要再做浪费法律资源的事情。

虽然仰融对该判决可以上诉,但熟悉此案的律师都认为,上诉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百慕大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彻底宣判了仰融对华晨中国资产图谋的破灭。

在百慕大法院驳回禁止令后,2003年8月7日,仰融在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以个人名义起诉辽宁省政府,此案在当地时间8月7日一经受理便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事实上,仰融正在将这场私人产权纠纷案作为“人质”,向一个地方政府“挑战”

2003年8月8日凌晨5点(纽约东部时间8月7日下午),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立案受理新中国历史上首例美国公民状告中国地方政府的诉讼案: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代码:1114;纽约上市代码:CBA,下简称“华晨汽车”)的前主席仰融在美国起诉辽宁省政府。

“起诉书”称,原告仰融,Rhea Yeung(仰妻)及华博财务(仰融持70%股权)因辽宁省不正当行为,财产被不当剥夺。其有关请求包括:辽宁省政府将华晨汽车和其他产权利益还给华博,或以此股份现值补偿原告;废止华晨汽车的交易,命令将此股份和其他产权交还华博,或以此股份现值补偿原告;依华博股份权益金额判决赔偿金,金额由审判证明,和从原告夺走的其他财产;废止华博在华晨股份的交易(指华博将39.45%的股权交给基金会),被告将此股份交还华博,或以此股份现值补偿原告;依原告被辽宁省转换的华晨股份及其他产权权益金额判决赔偿金,金额由审判证明;律师费及该案诉讼费;等等。

8月21日,美国联邦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分庭,就仰融等起诉辽宁省政府非法侵占财产一案,正式向辽宁省政府发出民事案传票,并以特快形式寄往中国司法部,由司法部传送辽宁省政府。该传票称:被告方需在送达后的60日内答辩,如被告未按时送达答辩,法庭将以缺席判决被告方败诉,并按原告方诉状要求的赔偿请求做出判决。

中国司法部已经拒绝了仰融律师提出的司法文书送达请求。司法部有关人士指出,根据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任何外国司法机构都不能对另一主权国家、国家机构行使管辖权。根据《海牙送达公约》第13条第一款“执行请求将损害被请求国家主权或利益”的不予送达的规定,中国司法部拒绝了仰融的律师的送达请求,拒绝函已经寄送请求方,并退回仰融的律师的请求及其所附的司法文书。

中国司法部10月8日拒绝仰融在美诉辽宁省政府产权纠纷案的律师司法文书的送达请求后,次日,美国律师即通过哥伦比亚地方法院,以外交途径将文件 递交到美国国务院,由其下属的特殊领事服务司负责,将该案的法律文书送往中国外交部。

收到美方通过外交途径转递的传票后,辽宁省政府积极出庭应诉,请求美法院驳回仰融的诉讼请求。美国哥伦比亚地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辽宁省政府征收华晨中国的股份是主权行为,辽宁省政府享有豁免。地区法院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在2005年作出判决,驳回仰融的起诉。仰融随后提出上诉,对地区法院拒绝适用商业行为例外提出质疑。

美国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在2006年7月7日就仰融的上诉作出判决,维持地区法院因缺乏标的管辖权而驳回起诉。(一审、上诉审判决书附后)。

三、 仰融案引发的国际法问题

仰融案在中美法律界引起极大关注,该案涉及众多法律问题,特别是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等方面的问题,如涉外案件的域外送达问题、涉外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等。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国外特别在美国面临多次被诉。在以往的案件中,中国政府坚持绝对豁免论,并且美国国务院也会出面干预此类案件中。可在近年来的案件中,美国国务院基本不再插手此类案件,而让中国直接出庭应诉,例如,在仰融案件中,美国国务院就没有对美国法院提供有关意见。这些案件涉及问题较多,国际法专业的学生应予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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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于:2023/01/16作者:北上广深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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