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十大悲情人物
“开胸验肺”、“钓鱼执法”、“躲猫猫”、“偷菜”……太多奇怪唐福珍的新词汇了。它们的背后唐福珍,那些被突然改变的命运,那些被突然扭转的轨道,在金钱与命运、正义与良知的纠结中,演绎着现实的无厘头。
唐福珍
公元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面对全副武装的城管执法人员,面对豪迈的拆迁机器,47岁的女人唐福珍站在自己家的屋顶上,往自己的身上浇满汽油,在众人的惊呼之下将自己点燃,一瞬间,她成了一个火炬。痛苦挣扎16天后,唐福珍在医院逝去。
很多人是看了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唐福珍其人》才知道,原来她长得那么美丽,美得让人热泪盈眶。
她以最极端和最刚烈的方式想保护自己家的房子,但即使浴火自焚,她的房子还是被夷为了平地。
她本来是个富足的企业主,即使没有了房子,她依然可以过得很富足。有人发问:这是何苦唐福珍?或许,唐福珍的行动再次证明,有些东西是不可以计算的,比如天理和尊严。哲学家说,这是人性中最高贵的元素。
孙中界
2009年10月14日,是这位19岁的河南小伙子第二天上班,因为他用公司的面包车好心搭载了一名陌生路人,没想到遭遇的却是“钓鱼执法”。公司的面包车被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罚、扣车。之后,他一气之下拿起菜刀,砍下了自己的左手小指,以证清白。
10月2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对外公布称:经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钓鱼’执法问题”。
孙中界的手指换来的是汹涌的民意与媒体的关注。终于,10月26日,上海市政府认定,浦东新区发生的孙中界事件为“钓鱼”式执法,区政府将终结此案并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闵行区发生的张晖事件执法取证不正当,区政府将撤销原处罚决定。
“钓鱼执法”引发了2009年最广泛的公众讨论。大家都在思考,如果一个公权力不是在保护人,而是在陷害人,那它成了什么?
孙中界冤屈得以昭雪后当场落泪
张海超
今年28岁的张海超原本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夫妻恩爱,女儿乖巧。但从2007年开始,他持续感觉身体不适,后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职业病“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效”。而有职业病认证资格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果却不是“尘肺”,达不到职业病病人依法享受国家规定职业病待遇所需要的诊断结论。无奈之下,张海超最终只能以“开胸验肺”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得了“尘肺”。
何为“下下策”,这就是唐福珍!这是何等无奈的抗议与呻吟?在奴才和暴民之外,又多了一种选择:自残。
煤老板
人们说到山西人总是想到煤老板,加长悍马和在北京一买一栋楼是他们的标志形象,但这一群体正面临“灭绝”。
2008年,《关于加快推 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出台,要求到2009年底前,山西省将完成全部的煤矿整合,煤企数量将从2200个减少至130个。 到2010年底,山西的国有大集团大公司矿井数将占到全省的82.1%,产能占到全省的84%。很显然,用不了多久,煤老板的数量将很快低于大熊猫的存栏数。
不必讳言,有一些煤老板的确带着太多的市场原罪与道德瑕疵,但这绝不意味着抛弃市场秩序就拥有天然的正当性。人们确实谴责了黑心小煤窑,但并没有要求用一个国企独大的市场来代替它。或许有一天,当一个个蛮横霸道,随便涨价,比煤老板危害更大的垄断“煤老虎”出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时候,人们还会怀念煤老板。
涂序新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历来激励学子们拼命苦读的动力所在。然而,洋博士涂序新的悲剧给这种期盼泼了一瓢冷水。
9月17日,海归博士涂序新跳楼自杀,年仅32岁。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涂序新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保送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全奖学金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6年后拿到博士学位,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今年6月,他作为浙大引进的学术骨干回国工作。
涂博士蜗居在57平米的浙大教师公寓,月租2000元左右。每个月在扣除房租后,他到手的收入是2000多元。有人算过,按这个收入,他如果要在杭州买一套像样的房子,差不多要攒一个世纪。
高校学术资源日益行政化,也让涂序新感到无奈,他在遗书中留下这样一段话:“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李荞明
很多人不知道李荞明是谁,但没有人不知道“躲猫猫”。是的,李荞明就是那个“被躲猫猫”的人。
24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荞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今年1月30日进入看守所,2月8日下午受伤住院,4 天后在医院死亡,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关于事件经过,晋宁县公安机关这样解释:李荞明在看守所里放风的时候,跟狱友一起玩“躲猫猫”,撞到墙上导致“重度颅脑损伤”而死。
随即,这条新闻迅速蹿红网络,网民的强烈质疑也立刻扑来。“躲猫猫”一词被网友们评为年度最新网络雷词。
2月19日,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调查委员会,并邀请15名网友代表参加,调查事件真相。这在全国是第一次,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也因此成为网络红人。2月27日,云南省检察院正式公布结果,认定“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被同监室在押人员殴打致死一案,是一起发生在看守所内‘牢头狱霸’打死在押人员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随后,相关负责人3人遭撤职,1人遭辞退。
事后,很多人发问,如果没有网络,真相会不会“躲猫猫”?
荆州救人大学生团体
2009年11月24日,在荆江地段江边,一群长江大学90后大一学生用他们的生命演绎了一段英雄救人的故事。当时两名十二三岁男孩不慎溺水,十余名不习水性的学生立刻组成人梯救人,但因其中一女生体力不支,松开了手,人梯断链,自她以后9名学生落水,顿时救命声一片。此时恰遇冬泳队的三名六十来岁老人,经过他们奋力营救,最终救起了六名学生,其他三名学生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溺水牺牲。
大学生救人牺牲,可歌可泣。同时爆出的“天价捞尸费”,更是将此事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黑心打捞公司明知溺水学生系见义勇为遇难而不及时打捞,还趁机索要天价捞尸费,特别是因打捞资金未筹集到位而数次中断打捞,严重违背社会公德,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现场收取3.6万元费用的打捞公司业务负责人陈波,因额外向学校索要烟和矿泉水“构成了敲诈勒索”,公安机关已依法将其拘留15天,罚款1000元。
邓玉娇
野三关、邓玉娇、邓贵大,这些名字让人想起演义小说。然而在2009年,发生在柔弱女子邓玉娇身上的故事,就像一部演义小说。
2009年5月10日晚,当地小官员邓贵大、黄德智等人酒后到该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梦幻娱乐城玩乐。强迫要求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陪其洗浴,遭到拒绝。邓贵大、黄德智对邓玉娇进行纠缠、辱骂,冲突中邓玉娇用水果刀将邓贵大刺死。次日,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对邓玉娇采取强制措施。
邓玉娇刺官案引爆了舆论,在各方高度关注之下,巴东县人民法院最终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因为案发后主动投案,再加上经法医鉴定,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邓玉娇经历了幼年父母离异、少年父亲去世、中学辍学的坎坷命运,再加上案件产生的心理阴影,她将如何继续工作和生活仍令人堪忧。
杨元元
2009年11月26日早上,上海海事大学的在读研究生杨元元,在刚刚走到30岁的当口,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将身体吊在宿舍卫生间水龙头下,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有着贫困的过去,六岁丧父,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至今仍未有过完整爱情。2002年从武大名校本科毕业,却因无力偿还贷款而被学校扣留毕业证五年,2009年她考取了海事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从武大本科到海事大学读研,她一直跟妈妈共住在学校宿舍里,就在她轻生的前几天,11月21日,海事大学校方开始禁止其妈妈继续居住学校宿舍,而他们又没有足够的钱租住房子,其妈妈被赶出去后甚至在学校操场过夜。
最后一次和母亲谈话时,她叹息“知识不能改变命运”。 这成了她最有名的一句遗言。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已经变得极为困难,底层青年的奋斗翻身机会,已经很小了。杨元元的叹息,是时代的叹息。
徐宝宝
徐宝宝来到世间只有5个多月,在父母亲人眼中,他是心头肉,但在无良和失职的医生看来,他命如草芥。
2009年11月3日,南京五个月大的婴儿徐宝宝因为高烧、眼眶肿胀等症状,入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次日早晨不治身亡。
据家属称,他们曾多次向医院反映患儿情况恶化,甚至跪求救治,但值班医生却玩起“偷菜”游戏、睡觉,没有及时救治婴儿,导致其无法得到及时抢救。而南京市卫局通报该院不存在医护人员玩游戏、发牢骚等情况,并认为医院针对蜂窝组织炎的治疗相关措施已实施,抗菌素使用得当,对患儿抢救措施是合理的。
“偷菜医生”蹿红网络之后,终于得到了高一级领导的关注。之后,专家、网民、记者等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真相进行探究。通过调看监控录像证实了宝宝母亲三次下跪求救,并动用保密部门特殊软件还原上网记录,证实了值班医生毛晓确在当晚玩QQ象棋游戏。同时医院的诊疗措施和服务存在严重缺陷。11月12日下午,南京市卫生局宣布患儿家属的投诉情况基本属实。
上帝欲使其毁灭,必先使其疯狂谁说的?
1、出自李承鹏所著的《李可乐抗拆记》,原话是: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上帝欲使其疯狂,必先使其买房!
2、《李可乐抗拆记》是中国第一部以“暴力拆迁”和“抗拆迁”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钉子户抗拆迁宝典。是一部描述“暴力拆迁”与“抗拆迁”的百科全书,各种拆迁和抗拆迁的手段,令人目不暇接。李承鹏为中国文学恢复了现实主义的传统。
3、李承鹏写这部小说缘起于2009年发生于成都的“唐福珍自焚案”。当时李承鹏曾经写过一篇影响力巨大的博客文章表达愤怒,但他还是觉得,只有长篇小说的容量,才能让他真正表达出对“暴力拆迁”和“抗拆迁”的全部思考。历时一年,终于有了这部《李可乐抗拆记》。
扩展资料:
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出处:
1、原话为:Those whom God wishes to destroy, he first makes mad
2、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底庇德斯的名言说:“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古希腊的悲剧家都受到了希罗多德的影响,并对此作出了充足的演绎。
这句话是古希腊历史学家Herodotus(希罗多德)说的,其原本的见解是:神要使一个人遭难,总是让他忘乎所以。古希腊的悲剧家门都受到了希罗多德的影响,并对此作出了充足的演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可乐抗拆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希罗多德
唐福珍是属于九型人格里的那种人格
你好亲亲。你说的这个唐福珍是属于这个完美的四号人格,他的特点是他们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按照自己的想法纠正周围人或事物的错误,习惯批判和指导他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要求都很严格,过于完美的要求让他们很容易变得偏执。
收入差距为什么不容忽视?
贫富差距扩大虽然对社会的稳定有所影响,但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收入差距扩大背后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不公平甚至不合法。
有些人的高收入与腐败行为、官商勾结有关,还有一些靠出身决定工作分配,而有的人的个人收入水平由组织安排决定,地产商靠土地管理的漏洞纷纷成为巨富,国有企业高层薪金总额完全由自己确定,垄断行业凭借着垄断地位获取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这些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会破坏社会稳定。
此外,“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原因。在全社会追求经济利益的大环境下,资本供应者一直处于强势或受尊重的地位,而广大蓝领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劳力,也不得不屈居于弱势地位。初次分配最重要的一环中,劳动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加上没有较强大的工会、工人缺乏集体议价能力、企业缺乏正常的调薪机制,资本家剥削工人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从以下的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1990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而今已滑落至40%。相比较而言,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却从1997年的12%攀升至23%,而家庭储蓄一直在20%左右。
社会财富再分配同样也存在拉大贫富差距的现象。不太合理的上市机制以及上市前原国有股权的贱卖,导致企业股东或提前“潜伏”的投 资者收益巨大,疯狂上涨的房价让有多套房产的富人财产暴涨,社会慈善组织的匮乏使穷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怀,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普通百姓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开支猛增等等。
香港的基尼系数虽然也高达0.45,但他们37%的家庭可以得到政府的房屋补贴,社会上又有许多资金实力很雄厚的慈善组织和宗教机构一直在从事人文关怀工作,加上政府比较廉洁、机会比较均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这也是香港社会一直比较稳定,各种恶性的群体性事件相对较少的原因。
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很有道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不仅要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更应当清除两极分化背后的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因素,因为贫富分化差距的危害非常之大,它直接可以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首先,高房价和医疗教育开支给底层民众带来的低收入、高负担变得日益沉重,在这样困难的生活环境和这么低下的社会地位下,广大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体制的认同感会一点点减退。
其次,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和腐败现象将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削弱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削弱党的执政基础,整体社会的稳定性明显转差。
再次,在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中,各个获利阶层,那些有影响力的腐败者,包括腐败分子、与房地产商勾结而一直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利得者、与股市暴富相关的企业及公职人员、国有垄断企业高薪阶层和有机会转至国企的政府对口部门官员等,都会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竭力阻止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及国有垄断企业改革等重大政策的真正贯彻实施,从而成为各种深层次改革有形或无形的阻力。
最后,贫富分化现象加剧了底层民众生活困难,不利于刺激内部消费,对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也十分不利,甚至还不利于降低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在未来10到20年,我国的首要任务是积极推进收 入分配机制的全面改革,以求建立一个更廉洁、更有效率的政府和更公平、更富裕、更和谐的社会。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可事实上也并不是那样。假如我们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成立。比如:邓玉娇抗暴、杨佳杀警案、唐福珍自焚案等,很少是由贫富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而激发出的变故。杨佳并不是因为穷才去杀人的,唐福珍更是一位颇有资产的企业家,他们实行暴力的根源,只是因为都咽不下一口气。
假如政府愿意和百姓对话,认真接纳上访,大家放弃武力,充分交流,这些事件大部分都能避免。为了社会平稳,到底是应该抓收入差距,还是应该抓政府讲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起治安问题,特别是贫困者衣食无着,就会铤而走险。但一般并不表现为官民冲突,也不会是群体事件。因为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治安恶化并不出乎意料。
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虽然呈现上升趋势,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虽然不会成为政治问题,但却因为社会治安不好,官民冲突就存在很大的隐患,这也是使政府感到紧张的因素之一,而且随着这类事件的增多,性质越来越严重,它们很有可能转化成政治事件,致使社会动乱。
为了深入了解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有必要深入分析收入差距的性质。现在大家衡定收入差距的指标是货币指标,也就是拿钱的多少做对比。但是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经济学中称为效用。用享受衡定和用钱衡定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存在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的现象。
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远远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的人吃海参鱼翅,比普通人吃肉,也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一碟带肉的菜不过二十来元。二者相差三百多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是微不足道。一碟蔬菜大约 三四元钱,比肉菜便宜十几块钱,但是所得的享受远比吃肉和吃鱼翅的差别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别超过吃鱼翅和吃肉的差别,但是钱的差别却反过来了,吃肉和吃鱼翅所花的钱的差别,却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钱的差别。
这充分说明了钱的效用递减,钱所提供的享受递减。在低收入时,一两块钱的不同可超过高收入时几千上万的享受上的不同。一个人少了一块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不同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不同。这一切都说明钱多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少;相反,钱少的时候反而能买到的享受很多。在钱多的时候拿钱买享受是很不合算的。
因此有些人提出,现在享受上的不同可能反而比改革前小了。改革前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区别,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区别仅仅在于是吃鱼翅还是吃肉菜或吃蔬菜。拿通讯来讲,改革前只有局级干部的家里才可以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
拿穿戴来讲,改革前淮河以北的贫困者一般不穿鞋,只有在冬天,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所以到了冬天就会有人到城市里收购旧鞋,拿到农村去卖。那时候享受的区别是冬天有没有鞋穿。现在不同了,鞋子很便宜,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双鞋,每个人都能买起。富人钱多,买几千上万元的皮鞋,其额外的享受也不比穷人多多少。
再拿彩电来看,过去很少人家有彩电,2008年调查显示,农村每百户的彩电数为99.2台,可说家家户户都有彩电,在公共汽车里都可看彩电。是不是差别比过去小了。现在的富人喜欢买名牌商品来显示自己,一只表就要几万几十万,一只手袋也要几千上万;贫困者也能买几十块钱的表或手袋,性能上和名牌商品相比较相差无几。当然不能说富人钱多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穷人与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进城打工的人,住在十几个人的小屋里,有钱人住别墅。改革前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拥挤,现在却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住的差别比过去扩大多了。
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距,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距。所以国家应该更多注意减少住的差距,帮助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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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城管执法的结果不满意怎么处理
可以拨打当地的城管投诉热线唐福珍,也可以登录当地的城管举报网站。
一、城管执法行政“不作为”与“乱作为”的界定
城管执法行政不作为主要表现为时间上的不为和内容上的不为,有形式上的“为”和实质上的“不为”,城管执法人员缺乏主观能动性和强烈的责任感,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没有明显的违法表现,但其本质就是一种渎职;而行政乱作为却具有明显违法性,其主要是“法律法规未予授权”,没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工作职责,在执行国家有关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目前,城管执法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城市管理执法行政主体赋予的依法行使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职责,对违法、违章行为视而不见、放任不管的行为即属城管人员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简而言之,就是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甚至以权谋私。
二、解决城管执法“不作为”与“乱作为”问题的意义
一是职责所在,使命所系。作为一名城管执法人员,法律赋予了积极作为的行政义务和工作的职责,为人民管好城市,为市民营造一个宜居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二是市民所需,领导期盼。广大市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干净整洁的城市家园,一个好的环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一个城市有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城管执法队伍,又能认真履行职责,解决影响市容和市民生活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市民提供一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招商引资创造条件,这是市民的需求和领导的期盼。
三是队伍建设发展需要。队伍建设主要指思想、作风、纪律方面的建设,是指队员在工作、学习、法律等方面的一种外在表现。作为一支肩负城市管理重任的执法队伍,就要有所作为,认真履行职责。如不注意及时纠正队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问题,队员在岗不作为,工作失职,影响执法效果,影响队伍形象。
四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需要。如不注意纠正城管人员“不作为”现象,影响城市市容市貌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使市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久拖不决,就管理不好城市,这不仅损害了群众利益,也给政府形象带来一定影响。
三、城管执法人员“不作为”与“乱作为”的主要表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不作为与乱作为是一种行政腐败行为,行政不作为就是失职、渎职;行政乱作为其实质就是目无法纪,就是自由主义、利己主义的膨胀。具体到城管执法部门,有一个具体的案例很有典型意义。2009年11月29日晚,成都市金牛区居民唐福珍因阻止政府部门拆迁而自焚。根据央视报道,违章建筑是1996年建起,直到2005年才被告知是违法建筑。显然,当地执法部门并没有及时履行其职责,当对方要补办相关手续时也没有及时给予答复,这明显是一种行政不作为的表现;如果没有当时的行政不作为,就不会逐渐演变成日后付出生命代价的后果。金牛区将此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但在此事件中金牛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既是拆迁行为的实施者,又是事件的最终定性者。金牛区政府超越行政职权,不遵守法定程序即作出有关行政结论的行为,又是一种行政乱作为。城管执法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是对于比较普遍的违法违章行为制止不力,导致违法违章事实长期存在;二是对巡查中发现违法、违章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巡线制度落实不到位,形同虚设;三是对难点顽症不去调查和思考解决的办法,使问题久拖不决;四是上岗时两手空空,不带执法文书和执法证件,没有处理违章的准备;五是经常迟到、坐岗、溜岗。在休息点的时间过长,休息时没有分时分批,更有甚者打牌、喝茶、聊天;六是随大流,出勤不出力,怕惹麻烦,有一天混一天,工作不求上进;七是工作缺乏主动性,有利则做,无利则推;八是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吃拿卡要等行为。
四、形成城管执法行政“不作为”与“乱作为”的原因
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将有更多的社会事务纳入行政管理范围,在行政执法权相对集中的同时,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层面的原因。首先,唐福珍我国大量的法律、法规未对行政行为的方式、时效等作出明确规定,加之我国《国家赔偿法》未明确规定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带来的损害要承担赔偿责任,这是行政执法不作为与乱作为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其次,有些法律、法规或规章之间出现规范冲突或职权交叉,令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无所适从。
2、利益趋动的原因。一是执行政策不力或是变通执行,敷衍塞责,形式主义严重,对自身有利的就管、乱管,对自身无利的就不管,导致出现无人管地带或是争权夺利现象。二是行政部门在制定规章制度或行政措施时,从本地区本部门利益出发,缺乏全局意识,为了地方或部门的一点眼前利益而严重损害公民、法人或其唐福珍他组织乃至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三是部分执法人员由于个人利益的驱动和人情世事的驱使,对于违法行为难免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
3、思想观念和素质方面的原因。每个执法队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素质都有差异。多数城管执法人员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强化自身修养和素质的提高,积极主动地履行职责;而有的人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主观上表现为无所事事,或是以权谋私,有利上,无利让,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客观上表现为业务素质不高,对职权的理解出现偏差,对法定职责,或是对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了解,不能及时正确地履行。
4、监督缺失的原因。权力失去制约就会产生腐败,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是一种对社会危害极大的腐败。在执法权不断集中的趋势下,缺少相应的监督措施,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致使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联系最密切的行政权也成为最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特权,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可以凭其好恶任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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