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勇袁连芳（朱生斌的朱小贞）

打工青年被诬陷坐牢五年，还有哪些好人被诬陷坐牢的事件？

从2003到2013年，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案子让张高平和张辉叔侄俩坐了10年冤狱。10年后，叔侄二人终于重获清白。走出监狱，失去10年光阴，命运和生活因此全部改变，而案件中牵涉的法律与逻辑更是让人无限慨叹。

尽管已经过去10年，张高平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天所有的细节。2003年5月18日晚，张高平和张辉开着大货车从安徽歙县去上海送货。当时正是“非典”时期，晚上9点钟左右，大货车经过县城一个“非典”检查站时被拦下。回忆当时的情形，张高平说自己正在后排卧铺上休息，车停下时他还让张辉快点开，结果有人爬到了副驾驶位置的窗边。“我一看是我认识的，他开出租车的，让我带个女孩去杭州，我还说我们去上海，到杭州都半夜了，不方便也不安全，他说没事，有人接，到地方把人放下就行了。”张高平说，在车上，他还跟女孩聊了一会，问她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搭大客车去杭州，非得半夜走。“她说自己是本地人，跟母亲闹矛盾，要去杭州打工，我听她口音跟我老婆很像，聊了几句，我就又去睡觉了。到晚上11点多钟我们下来吃夜宵，她说不吃，等我们吃完上车时候看见她在车里吃豆腐干。我们问她到底在哪里下车，她说到杭州西站，她姐夫到那里接她。我们开大货车，平时是不敢进市区的，到了杭州城外一个收费站，大半夜也不敢把她一个人扔在那，我就跟张辉说干脆进城把她送去西站。一路上也幸运，没碰到交警，到西站时候，没人来接她，她要下车到电话亭打电话，我把手机给她，帮她拨了号码，结果她姐夫又让她打车去钱江三桥。她问我从这里打车去要多少钱，我说至少五六十元。她又问我西站有没有旅馆，我还说你不下车看怎么知道有没有。她又不吭声了，也不下车。我想反正我们也要经过艮秋立交桥，那里离钱江三桥就很近了，打车也就10块钱，就说把她带到那里去。”  

张高平说，到了钱江二桥附近的艮秋立交桥，他下车给女孩指了指路，女孩还问张辉要电话号码。“她从包里掏出个本子要我们电话，张辉给她写了三个号码，第一个是张辉的，第二个是家里的，张辉还问我的号码给不给她，我说‘给她给她’，就把我的号码写在第三位。”说了几句客套话分开后，叔侄两人从钱江二桥上高速，一路开到上海。   　

张高平的固定客户是歙县当地一家电缆公司，基本上专线跑上海送货。5月23日，张高平夫妇和张辉又去了一趟上海，卸完货后，张高平说，他去宝山区宝杨交警中队交了200块罚款，之后开车返回。晚上12点多钟，在那天晚上女孩上车的地方，交警把他们的车拦下来。“警察问我手机号码，我就报给他，他一听就说‘就是你就是你，下来下来’，我们就下车了。他很凶地让我们三个蹲下，双手抱头，我还说‘有话好好说，这么凶做什么’，他们不让我说话，把我带上一辆吉普车，我看是警车的牌照，当时以为是开车刮蹭了别人的车自己不知道，在车上我还问警察这车是不是三菱帕杰罗，但他们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们问我前几天是不是带过一个女孩去杭州，我说是，他们就再也不说话了。”张高平被带到县里的派出所，把他带人的经过说清楚了，第二天又被带到杭州西湖区刑警队。“我电话还一直响，我怕耽误客户的事情，想接电话告诉他们出了点事，让他们找别人拉货，警察也不让接电话，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张高平说。最后，他才知道他们那天开车带的女孩名叫王冬，被人杀害、赤身裸体地抛尸水沟。

“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把经过讲给警察听他们都不信，在刑警队里审了我几天几夜，用各种方式折磨我，不让吃饭睡觉，拿烟头烫，往身上浇冷水，把我按到地上让我闭上嘴往鼻子里灌矿泉水，往两个鼻孔里插烟，用毛巾蘸肥皂水往我眼睛里弄……”张高平说不下去了，掏出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在里面没有钱买烟，基本上不抽烟了，回来说起这些事，烦恼压力大，抽烟抽得头痛。”   　

　在刑警队里受尽折磨，张高平还是不认罪，七天七夜做了两份无罪记录，之后他又被送进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开始有人软硬兼施逼他认罪。“看守所里的犯人打我，警察来说态度好、认罪就不会从严。我说我没犯罪，被牢头打得受不了，他们写好了犯罪过程给我看，让我抄，我不抄，他们又大打出手。第二天也是找各种理由毒打，到最后我都爬不起来，逼得没办法，只能抄了牢头写好的杀人过程。”张高平告诉本刊记者，他把牢头写的原稿偷偷藏起来一张，第二天提审时候告诉警方自己是被逼迫的，还把原稿给警察看，可是这并没有改变什么。回到看守所，他又被牢头毒打惩罚，受到更严苛残酷的对待。“牢头让我每天晚上抓50个蚊子才能睡觉，我拖着脚镣走来走去，全都是血。”他说。   　

　从那天被警方带走后，张高平和张辉一直被分开审问，叔侄俩的遭遇差不多，同样的刑讯逼供，同样的手段。唯一不同的是，张高平并不知道逼迫自己抄下认罪书的犯人是谁，而张辉则知道逼迫自己的人叫袁连芳，这个名字在判决书里多次出现，终于在几年之后引起了律师朱明勇的注意。

十年后，法官宣布张辉、张高平无罪释放。两人只有一句：“终于清白了。”张高平咬着嘴唇忍住眼泪，张辉则眼含热泪一言不发。家里亲人朋友组成车队，开到杭州迎接他们回家，走到歙县县城，就开始每走一段停下来放鞭炮庆祝，到村口的时候，村里老老少少出来迎接。亲戚朋友给张家送了价值几万块的烟花爆竹，从两人回家那天起，张家连续三天宴请宾客，连放三天鞭炮烟花，门口红红的鞭炮纸堆积了厚厚一层。张家的亲戚朋友聚在张高发家里，热闹非凡。

张高平的事件经过

2003年5月18日，他和侄子像往常一样给卡车装好电缆，准备运往上海。

下午出发前，张辉和未婚妻道别。当时，这个27岁的年轻人还逗对方说自己已经戒烟。结果，未来丈母娘给他递香烟，他又抽起来，未婚妻嗔怪他，小两口一通嬉闹。

深深印刻在张高平脑海里的情景，是妻子为他做了几道好菜。饱餐一顿后，他和侄子爬上了货车。1965年出生的张高平一直想出人头地，16岁就到窑厂干活。2003年，他的货运生意已经做了十几年，拖拉机换成了大卡车。由于一个人跑长途辛苦又不安全，他就带上了侄子张辉。

这一天，叔侄俩在半路，捎带了一个姑娘，凌晨1点50分，对方下车。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第二天就被人强奸并杀害，直到3天后他们被挡在了家门外。

2003年5月23日深夜，张高平和张辉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泗路东穆坞村路段水沟内发现一具女尸。当地公安机关侦查认定，是当晚开车载货、受托搭载被害人的安徽省歙县张辉、张高平侄叔俩所为，那年张高平38岁，其侄子张辉27岁。

在长达七天七夜的审讯后，叔叔最终交代，用锤子砸死了女孩。但事实上，女孩是窒息而死的。

后来，他和张辉被关入警方安插了“牢头狱霸”的牢房，不按照他们说的“抄口供”，就要挨打。最终，他们按照“牢头”的意思抄录了口供。

在犯罪时间对不上、地点指不清、连受害人指甲里的DNA都属于第三者的情况下，就凭着这两份口供，叔侄二人被送进监牢。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半年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此后的4年里，张高平和张辉先后被移送新疆两所监狱服刑。

2004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

随后，二人被送往新疆服刑。 在服刑期间，张高平一直为自己的案子申诉，他的申诉书足足可以装满一麻袋。

2011年5月，张高平再次向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申诉，称自己遭“陷害”。

在距离家乡足足有4000公里的地方，性格倔强的张高平通过看电视和杂志，收集冤假错案的报道。他钻研DNA知识和刑法，“申诉材料写了一麻袋”。至于结果，他表示如果失败，就自杀证明清白。

张辉没有叔叔较劲。因为年轻，他被劝说“只有出去了才有机会平反”。两年后，死缓被减刑至无期，又过了两年，无期又减至十九年。

监狱之外，张高发从未停止为弟弟和儿子申诉洗冤的脚步。律师朱明勇记得，2010年11月24日，他第一次见到张高发。瘦小的男人背着一条火腿，从北京辗转到郑州，一路睡天桥，最终找到他。

“可怜天下父母心。”朱明勇说。他曾是河南一起灭门案疑犯的辩护人，最终为其洗清罪名。此案涉及一名协助警方逼供、诱供的牢头，名叫袁连芳。

张高平和张辉看到了关于朱明勇的报道，他们发现当初打他们、逼他们抄口供的人，就是“袁连芳”。张辉把那一页杂志撕下来，寄给父亲。

2011年，在朱明勇和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一位检察官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省政法委复查该案，浙江高院立案重审。在复查过程中，遇害女孩指甲中的男性DNA也找到了主人——杭州另一起强奸杀人案的罪犯勾海峰。此人早在2005年就已被执行枪决。 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立案复查后，另行组成合议庭调阅案卷、查看审讯录像，调查核实有关证据。2012年7月，复查合议庭专程前往该案被害人安徽老家进行调查，8月前往新疆库尔勒监狱、石河子监狱分别提审了张辉、张高平，并于2013年1月前往新疆将张辉、张高平换押回杭州。

2013年2月6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决定进行再审。新的证据来自该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混合DNA，经过物证鉴定，该混合DNA与张辉、张高平均不符合。

事实上，该案的办案人员曾经通过媒体详细描述了办案过程。张辉、张高平两人在审讯中曾多次翻供，警方不仅没有在受害人身上找到与他们相吻合的物证，而是在死者指甲中发现了与涉案两人无关的第3名男性DNA。浙江高院的再审判决书中认定，因审讯录像、和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完整，警方的取证程序存在不规范之处，原一、二审认定的主要证据不可作为定案证据。浙江省高院认为，“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专案组在复查中发现，该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DNA物证，与2005年杀害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女生吴晶晶的出租车司机勾海峰相吻合。而勾海峰已经在2005年4月被浙江省高院执行死刑。

2013年3月20日，昨日，浙江高院表示，会依法对张辉、张高平给予国家赔偿。但如今双方还未就具体赔偿数额达成一致。“算下来大概就是六七十万左右。”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华丰说。

宣布张氏叔侄无罪释放的第三天，浙江省公安厅通过官方网站和微博向他们公开道歉。但当别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张高平时，他用力摆摆手说：“我不知道。”

这个自称看透一切的中年男人，表示不想再娶老婆，他希望先把病治好，再和女儿好好过。张辉则想着赶紧找份工作，对父母尽孝。

在他们回家的第三个晚上，鞭炮声响起来，烟花也一通一通地打上天。叔侄俩抬头看着，脸上映着烟花的红光。

“高兴！”张辉说。他舔舔嘴唇，说起过去跑长途回来，总要到山顶上喝泉水，“甜得不得了”。如今，他想上去吼几嗓子，把这些年的冤屈都喊出来。

在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对法官说：“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然后他扭头叮嘱侄子：“站直了，别哭！”

法警走过来为张辉解开手铐，他很快把囚服换掉。离开监狱时，他一眼也没有回头看。他说，要彻底忘记那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高墙电网，“只想回家”。 2013年5月1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57306万元，共计221．146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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