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迁都论（中国历代迁都）的介绍

中国迁都论的事件经过

1980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汪平首先提议共和国首都需迁离北京。

1986年，又有学者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引发了民间和媒体热烈讨论。

2006年3月，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案，将首都迁出北京。

2007年11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称“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

2010年9月17日当晚，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主持《新闻1+1》中，以“令人崩溃”，“惨不忍睹”，“世纪之堵”的字眼来形容，称其可以在北京堵车史上记下一笔。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理事陈宝存称，北京“首堵”已成常态，不“迁都”已经很难改变城市的路况。

2010年12月13日，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当着媒体面公开发表“迁都”言论，“要想解决北京集中爆发的城市病，迁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2015年6月，有川籍学者提出，迁都还需待时日，但若真要迁都，新城选址的地点不会像某些“专家”说的那样在南方地区，而更应该在西北地区或秦岭以北的中原地区。 一是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变，只是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一点调整。

二是建设“副都”，主要是分担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的部份功能。

三是实行“双都”或“陪都”制度。“双都”一般是指一个政治都，一个经济都。

四是“迁都”论，另择一佳地建立新都，让北京成为真正代表中国的“文化之都”，而将其它功能分解出去。

中国迁都论的介绍

自1980年，汪平教授首先提出以来，持续引发民间和媒体讨论。迁都争论源于首都北京愈演愈烈的堵车现象。堵车等城市病不可治愈，中国迁都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中国迁都引发的争论也越来越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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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几次迁都，迁都的原因分别是什么？

一、生态环境的恶化

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献，商朝的都城曾先后多次迁移：亳、嚣、相、邢、庇、奄、殷。最后一次便是有名的“盘庚迁殷”了。

在这几百年里，商代七次迁移都城，主要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当时最大族群之一的商部落，拥有大量人口，其所聚居的居住地，无论其采用何种耕作方式，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几十年之内必然会耗尽土地的肥力，导致粮食的产量持续下降;并且由于长期居住，日常所需的生活必需物资，诸如柴火、建筑材料、放牧等，对当地的植被破坏严重;同时人口增长，会导致原来居住地显得日益窘迫……所以，在每不超过一百年的时间内，都必须迁都，否则百姓就生存不下去。

二、西方少数民族的威胁

自殷商时起，中国就开始受到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末世的商王朝被来自西方的周王朝所取代。公元前771年，迁都洛邑，到宪公时(公元前701年)，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郿县);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之后秦朝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有“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迁都咸阳。

不止这些，其实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220年这一千多年，可以视为是中国都城的“东迁时代”，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边患主要来自西部，主要是陕西以西的猃狁、犬戎;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东方淮夷的征服，肥沃而平坦的平原地带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使得国家的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政治中心随之也有东移的趋向。

三、北方游牧民族入侵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大乱，北上，西去，分别有东胡、鲜卑、匈奴和羌族的威胁，很多人在权衡之后，毅然选择了南下，这些人躲过了八王混战，“五胡乱华”的战乱。在东晋朝时期，南方的经济迅速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南迁”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四、躲避外敌入侵

在从清代到建国前，清咸丰十年遁避热河，清光绪逃奔西安，淞沪会战，

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移都重庆。这几次都是为了躲避外敌而被迫迁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能迁都吗？从空气环境，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各方面来看似乎都有迁都的理由，会迁到西安

关于迁都官方还没有给出回应，往中国中南部迁移是个共识，其中信阳，洛阳，南阳和岳阳是几个热门的候选城市。新首都的自然生态环境，交通地理位置和经济辐射力以及军事战略等是选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北京就是因为沙尘暴，地下水短缺等问题而引发迁都的。

百度百科有个《中国迁都论》的词条，你可以到哪里详细了解。

孙中山曾预言，中国若迁都到这三座城有望称雄亚洲，是哪三座城？

民国时期中国迁都论，关于首都定在哪里中国迁都论，孙中山曾经提出过自己的设想中国迁都论，他说中国迁都论：

“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的考量中，有三座不错的城市可以作为首都，一个是武汉的武昌，一个是西安，还有一个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那便是新疆的“伊犁”。而其中的武昌，作为武汉三镇之一，经过2020年“壮士断腕”的经历以后，大抵已经随着武汉，名扬世界。

虽然这三座城到最后都没有成为首都，但是在孙中山的分析下，确实也有其独特的“优点”。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说说这三座被孙中山看中的城市。

1、谋本部则武昌

关于首都定在哪里，1902年，孙中山曾经和章太炎说过这么一段话：

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雄，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侯至穷朔者，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

“谋本部则武昌”，是孙中山给出的评价。

大概意思就是，想要自我发展，那么武昌便是一个好选择。

武昌，是武汉的山镇之一，与汉口和汉阳形成“鼎立”姿态。

关于武汉的武昌，它依山傍水，地理位置优越，同时也是中原腹地，有着九省通衢的优势，并且还是省会城市在辛亥革命中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地方。所以孙中山选中“武昌”作为民国首都候选，也不是不可以理解。

至于为何孙中山认为“谋本部则武昌”，原因之一可能是看上这里“九省通衢”的优势，四通八达的地理优势之下，注定武昌的发展将不会差，此处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将是全国各省份城市中的佼佼者。

但是当时因为江北有清朝有军队，汉阳战事不利，武昌乃至整个湖北的军事情况都比较紧迫，后来又时逢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于此，民国临时政府便设在了南京。

虽然与首都失之交臂，但是武汉后来的发展，确实也应了孙中山的猜想，成了全国甚至世界有名的大都市，而武汉人在2020年壮士断腕的“气魄”，也曾感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

2、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除了武昌，关于民国首都设在哪里，西安和伊犁都曾出现在孙中山的设想中过。

关于西安，孙中山认为，“谋藩服则西安”。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有许多帝王将相在西安这片地方发家。同时，这里的水土适合耕作，农业方面的发展，和南方比起来一点都不逊色。又因为地连羌胡，所以边境也相对比较好管理。

也就是说，西安这座城因为地理位置优势，只要人勤劳，农业发展基本不用担心什么天灾问题。同时因为靠近边境，想要让边境安定顺服，那么西安便是个好地方。

除了“西安”，孙中山还提到了新疆的伊犁。

有人可能会觉得，西安和武昌这两个地方作为孙中山心中民国首都的“候选”还情有可原，对于“伊犁”为何入选，人们可能便有些不理解。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成大事者，看东西往往不会只见眼前，而是有“长远的打算”。

关于伊犁，孙中山认为“谋大洲则伊犁”。

这便是说，想要扩大版图、称霸一方，那么可以选择“伊犁”，原因是：

“彼东制鲜卑，西奰乌拉岭者，必伊犁也。夫为中夏者，岂其局于一隅中国迁都论？固将兼包并容，以配皇天。铁道南属，转输不困，未及十年，都邑衢巷斐然成文章矣。”

也就是说，伊犁这个地方，有兼容并包的“趋势”，交通方面可以依靠铁路，东边和西边，都有可以扩张的“余地”，综合考虑起来，那么伊犁便是“谋大州”的好地方。

3、发展之下，哪里存在标准答案？

无论孙中山于民国定都何处作出过什么样的设想，也无论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曾选中的三座城，各自有各自的特点，而每一座城之所以被选中，都有孙中山的理由。

在这些理由中，我们不难看出“有远见者”身上的一种特质，即“与时俱进”的灵活。

孙中山根据发展的三个阶段，一个是“谋本部”，一个是“谋藩服”，还有一个是“谋大洲”，选出三座城。也就是说，他选择的民国首都，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对于什么“目标”之下的最佳选择，或者“大势所趋”下的最佳选择。

以史为鉴，今人回顾历史，即便孙中山的中意的三座城市都没有成为首都，但是我们却依旧能从这一趣谈中获得相关启发：即成大事者，要有“与时俱进”、“审时度势”的灵活。毕竟，发展之下，哪里存在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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