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
您好
2005年 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占55%
2005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稳步发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资产由169320．5亿元增至191532．2亿元，增长13．1%，总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53．3%。各项负债由162146．2亿元增至 183695．2亿元，增长13．3%，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53．3%。
截至2005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的总资产达45857.42亿元
中国银行是中国的第三大银行,2005年末总资产为47400亿元
中国工商银行是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2005总资产达6.4万亿元人民币
截至2005年末,中国农业银行资产总额达47710.19亿元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业务覆盖传统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领域，并在全球范围内为个人客户和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和优质的金融服务。中国银行主营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公司、零售和金融机构等业务。零售业务主要针对个人客户的金融需求，提供基于银行卡之上的全套服务。而金融机构业务则是为全球其他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提供诸如国际汇兑、资金清算、同业拆借和托管等全面服务。目前在外汇存贷款、国际结算、外汇资金和贸易融资等领域仍居领先地位。根据2003年英国《银行家》按核心资本排名，中国银行列全球第十五位，居中国银行业首位，是中国资本最为雄厚的银行。
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在基本建设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房地产金融、工程造价咨询、项目融资、贸易融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传统业务领域中拥有优势，同时开拓新的营销渠道，先后开办了代理性、担保性、咨询类和基金托管等中间业务，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开发银行卡和网上银行等新产品。产品种类已从以往存款、贷款和结算发展到目前银行卡类产品、电子银行类产品、代理业务类产品、资金类产品等十几大类，数百个品种。建设银行的产品与服务不断跨越传统业务和服务领域，借助科技与网络优势向更新的领域拓展。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拥有中国最大的客户群, 约1亿个人客户和810万法人账户。2003年末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4075亿元，个人住房贷款市场份额居国内第一；牡丹卡发卡量9595万张，消费额973亿元，2003年累计实现票据交易16771亿元；人民币结算市场份额达45%，在证券、期货市场上的清算份额保持在50%以上；中国工商银行还是国内最大的资产托管银行，托管基金共28只，托管总资产581亿元。
中国工商银行拥有中国最先进的科技水平。在数据大集中工程的基础上，2003年工商银行成功投产了全功能银行（NOVA）系统，加上为个性化服务提供技术基础的数据仓库，共同构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金融信息技术平台，为业务和管理的进步提供了强健的动力。
中国工商银行经营范围包括：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和消费信贷，居民储蓄，各类结算，发行和代理发行有价证券，代理其他银行委托的各种业务，办理外汇存款、贷款、汇款，进出口贸易和非贸易结算，外币及外币票据兑换，外汇担保和见证，境外外汇借款，外币票据贴现，发行和代理发行外币有价证券，代办即期和远期外汇买卖，征信调查和咨询服务，办理买方信贷，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转贷，以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中国农业银行
目前中国农业银行网点遍布中国城乡，成为国内网点最多、业务辐射范围最广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已由最初的农村信贷、结算业务，发展成为品种齐全，本外币结合，能够办理国际、国内通行的各类金融业务。目前主要包括：（1）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等。（2）外汇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售汇；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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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哪些
敢问经济危机影响下得中国经济复苏
路在何方
美国次贷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两家投资银先后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房地产和保险巨头则需美国国会大手笔斥资拯救，在美国经济被金融危机搞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世界目光纷纷转向经济仍然茁壮增长的中国：金融危机会把中国拖下水吗？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学者：刺激内需是关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发表的两篇评论中强调，中国有条件争取到“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
周其仁认为，到了最后，困难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他说，中国目前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说，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的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
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人民币1元约兑0.2新元），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国有企业利润也可能达到GDP的6％，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总体而言，中国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
谢国忠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政府这边。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让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让他们掌控更多财富就能刺激内需？中国网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热烈，据记者的观察，越来越多中国人拥有过去的“日本人思维”，给他们更多钱，他们会储蓄大部分，对内需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前景不明朗、对前途没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绸缪的心理。
一名网民在滕讯网论坛中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一个公民的未来（教育、医疗、养老、就业），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内需，因为钱都要储蓄起来，预防这些问题。中国的内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么?”
周其仁在其评论中强调，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他说：“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认为，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此外，中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服务业的机会。
他还说：“中国在能源方面也有潜力。油价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星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独善其身？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接受该报访问时说：“灾难的传导不会只通过金融层面，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就可以避过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可以从贸易层面传导进来。我们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外贸和外需，外需增长快，带动了一大批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
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日前在“新浪”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则说：“前一段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来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双宁说：“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金融已经没有国界，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他特别表示对于经济危机的思考以及防范措施应该提前着手进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些只是通过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说：“事实上，要真正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可能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统一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王自力也说：“当前，中国政府不仅要关注证券市场和楼价下跌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而且需要关注不断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进行调整。只要应对正确，国内市场就不会大乱，更不会真实衰退。”
谢国忠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单靠股市、楼市支撑，中国接下来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谢国忠预测，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估计要四五年。中国不能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自己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而“杀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他认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从短期来看，两方面的政策很重要。从稳定需求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考虑到出口企业和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明显，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软着陆”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修建等，来缓冲下行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好处。同时，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问题。
“接下来（中长期）就应该找到经济低效率的地方并加以改变。（中国）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政府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扩大内需先刺激内需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所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其实就体现于大批中小企业的相继倒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令中小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推高其融资成本，使它们纷纷转向地下钱庄借钱，从而负债累累。另外，原材料价格的飙升也让它们雪上加霜。
不过，次贷危机使美国人束紧腰带，大大削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才是对中国中小企业所造成的“最关键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都属于出口型，美国是重要的出口市场，东西（产品）卖不到美国去了，就面对不得不转型的问题。”
以出口为导向经济模式行不通了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有6万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说明了过去压低产品价格、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加上美国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调整贸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开放其市场，中国企业不但得扩大内需，还要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品牌管理力度和转入服务业，也就成为中小企业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广大的中国民众重储蓄，或宁可放手一搏，投资股票以“钱生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内需、带动人们消费谈何容易？
对此，孙立坚说，首先必须认清人们不愿消费的原因。“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不管是住房、医疗、孩子教育还是养老，未来要用到钱的机会太多了，就把钱储蓄起来或进行投资。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此外，要刺激内需还得确保产品质量，否则中国人都不买“中国制造”，“钱还是流入其他国家”。孙立坚强调：“政府要两手抓，既确保企业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要使老百姓愿意买。”
开展离岸业务 以降低投资美市场风险
孙立坚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对其外汇资产管理也带来挑战。他解释，中国自1978年开放以来，出口势头猛，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在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损失。
“我们把产品价格压低，出口到美国去，赚了美元又让美国人去管理，可是他们却管得很糟。那么，我们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孙立坚指出，中国拥有近1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上不少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美元储备，预计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国家手里。“大家都在问：美元可以投资到哪里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亚洲进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议开展离岸业务，使中国投资机构能投资在发美元债券、有潜能的亚洲企业，以降低直接到美国市场投资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由于诸如中投公司等中国投资机构仍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时经常受到投资国怀疑，并面对较高的壁垒阻挡，以致如孙立坚所说的“无法彻底实现海外投资的战略和预期目标”。
他因此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注资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对中国国有企业有戒心，以致经济举措蒙上浓浓的政治色彩。
由于中国的执政体系和政治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经济危机虽然可以影响到中国的股市,但是,动摇不了中国经济根基~~
唐双宁是什么行政级别
正部级。
光大集团是国务院直属的大型央企，级别原来和中信一样都是正部级，后来降为副部级，但董事长一般都享受正部级待遇。
唐2003年至2007年担任银监会副主席，已经是副部级干部。
2007年调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应当为正部级。
我想得到一些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资料，感激不禁！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步入了关键时期，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亦越来越深刻，整个金融界只能选择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更好把握未来。作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参与者之一，唐双宁先生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就国有银行的改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实践总结。
一、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阶段性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阶段式向前推进的。我曾在不同场合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历史阶段进行过分析。二十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84—1994年的专业化改革阶段
1984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1984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中国工商银行，加上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和原行使财政职能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1979年恢复的中国农业银行，这四家银行成为国家专业银行，人民银行则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自此，中国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二元银行体制。
（二）1994—2003年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阶段
1994年，国家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1995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至此，四家专业银行从法律上定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同年11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随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四家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法人管理、绩效考核等。
这一阶段，许多先进理念和方法开始引入，经营绩效和风险内控机制逐步建立，外部行政干预明显弱化。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在梳理内外部关系、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处置不良资产等层面上进行，尚未触及到体制等深层次问题。
（三）2004年开始的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阶段
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希望籍此从根本上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此次改革总体上分为三个步骤，一是财务重组，即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消化历史包袱，改善财务状况。财务重组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公司治理改革，即根据现代银行制度的要求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公司治理改革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三是资本市场上市，即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真正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资本市场上市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升华。
回顾二十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治标为主，兼顾治本，并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奠定基础；第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改革以治本为主，标本兼治。所谓治本，就是借鉴国际股份制银行的通行做法，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造。股份制商业银行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模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种制度模式能超越过它。因此，股份制改革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二、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决策的几个基本考虑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在国家经济资源配置和支付系统运转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统筹兼顾，精心准备，周密部署。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第三阶段改革决策时，经过了反复论证、充分比较、多方权衡、慎重取舍，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基本考虑：
一是先易后难的考虑。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相互交错、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加剧了改革的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股份制改革论证阶段，开始曾设想横向推进，同时起步，但决策难度非常大。后由横向推进改为纵向推进，一行一策，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行率先试点。这种先易后难的策略极大地加快了改革进程。
二是组合操作的考虑。按最初改革方案，消化四家银行不良资产主要依靠财政资源，要么由财政拿钱直接冲销，要么由财政提供担保。由于“财源问题”，改革一直难以启动。后来，考虑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启动改革，既可以减轻财政压力，又可综合发挥外汇储备作用，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实践证明，这种组合操作的策略能起到一石两鸟的效果。
三是标本兼治的考虑。此次改革一开始就确立了标本兼治的改革思路，在财务重组的同时，专门下发了《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十个方面的内容，并确立了三大类七项考核指标，按季对两家试点银行实行严格考核，确保公司治理改革取得实效。
四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考虑。任何改革都不能离开本国具体实际。只有根据中国国情并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改革才能取得成功。这个基本考虑在改革开始，就成为整个改革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三、关于注资和再次剥离问题
此次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过程中，注资、核销和再次剥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人对财务重组中的注资、核销与剥离的关系不甚了解；有人对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后，为何还要再次补充资本金提出异议；也有人担心再次剥离产生道德风险。对这三个问题，需要进行事实的说明和理论的解释。
首先，注资、核销与剥离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根据改革方案，此次财务重组的基本思路是先将两家试点银行原有的所有者权益、准备金和2003年利润全部转为风险准备，专门用于核销资产损失，即2003年年终决算之前，尽量处置已经明确的损失类贷款、部分可疑类贷款和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确认的非信贷类损失，这叫核销；未核销部分在2004年上半年进一步处理，即将中建两行1498亿元和1289亿元可疑类贷款按市场方式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由于1999年进行过一次这样的处理，当时称为“剥离”，这次尽管引进了一些市场机制，有别于上次的做法，但仍习惯地称为“剥离”；与此同时，通过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分别向中行和建行注资22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各1862亿元），专门用于提高资本充足率，这叫注资。注资的性质是国家以外汇资产补充两家试点银行资本金的股权投资行为，相应增加了国家股权，目的是提高资本充足率。注资、核销和剥离在本次财务重组中是相互关联的三个环节，各有特定的含义。
其次，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后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真实情况。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当时从理论上计算四家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应该达到8%，但事实上按当时标准仅达到4.6%，到2003年又下降到4.28%；如按新办法测算，采取审慎的作法，扣除全部贷款损失，则仅为-2.29%。主要原因有：
一是测算数据与实际执行结果相差较大。当时测算资本金缺口时用的加权风险资产额是以四家银行1997年6月末的风险资产数为基础，按四家银行1994、1995、1996各年下半年的资产平均增长率推算的；呆账贷款及资本总额则以1997年6月末的数字代替。但从实际执行来看，1997年末四家银行风险资产及呆帐贷款均出现了上升，而资本总额则出现了下降。如按实际执行数据测算，1997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8%需补充资本金3365亿元；反之，如按2700亿元补充资本金，1997年末的资本充足率则为6.87%。
二是1998年资本扣减项和加权风险资产大幅上升。1997年底，进一步规范了对商业银行的非现场监管，要求商业银行从1998年起报送以统一法人为单位的本外币、境内外及附属公司合并的会计报表，为此四家银行1998年末呆账增加323亿元，加权风险资产增加22116亿元，使资本充足率比1997年末又下降2.23个百分点。
三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动态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和其他政策原因，一方面资产规模不断扩大,风险资产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扣减项不断增加,加上向资产管理公司拨付资本金等因素,使后来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采取新的审慎办法后，资本监管更接近于国际通行作法，更为真实，但也出现了更大程度的下降。
最后,为什么需要再次剥离。1999-2000年四家银行已经剥离了13939亿元不良资产，这次改革为什么还要再次剥离？这是这次改革中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应该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是多年积聚起来的，其成因非常复杂，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总的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除自身体制落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薄弱等原因外，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过低，企业严重缺乏自有资金，生产经营过度依赖银行贷款；为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体制转轨和国有企业重组，国有商业银行发放了大量特定贷款；社会信用环境较差，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严重；未能实行审慎会计制度造成大量虚盈实亏等。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历史上聚集起来的各种损失，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损失，它是我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必须付出的成本。
正因如此，国家于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剥离了四家银行部分不良贷款，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2000年当年下降了9.2个百分点。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剥离的13939亿元资产本身就不完全是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包括了开发银行1000亿元，表内利息1000多亿元，为债转股剥离正常贷款1000多亿元，四家银行实际剥离不良贷款约为10000亿元。以后,经贷款质量真实性检查，不良贷款又上升一块（大约4000亿元左右）;农发行划转业务又增加一块（农发行在剥离前后分三次划转，不良贷款约为1000多亿元）；四级分类改为五级分类，又调整一块（大约6000亿元左右）。到2003年底，四家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20000亿元，平均不良贷款比例高达20%，高于国际前100家大银行平均不良率15个百分点（这种增加总体上不是商业银行自身经营问题，是政策和会计制度调整及加强监管后贷款真实性的反映，亦即此20000万亿元非彼20000亿元），成为股份制改革的最大障碍。鉴于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在即，综合权衡，为扫清障碍，只能再次通过剥离这种特殊办法来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剥离与上次剥离在操作方法上做了一些改革，不是上次剥离的简单翻板。上次剥离是将资产以一比一的比价剥离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是将四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从银行划转到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是一种行政行为。而此次剥离是将不良资产以50%的比价通过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公开竞标进行的，引进了一定的市场机制。
四、关于体制改革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第三阶段的改革是一次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商业银行的体制包括体制基础、基础体制和其他体制三个层面。所谓体制基础，主要指有所权制度；所谓基础体制，主要指所有权制度改革后“三会”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行；所谓其他体制，主要指业务流程、财务会计、信息科技、人力资源、公共关系等方面的管理体制。体制基础、基础体制和其他体制共同构成商业银行体制框架，只有通过对三个方面的综合改革，才能实现银行的效率最优。
根据上述观点，专为此项改革颁布的《改革指引》提出了试点银行十个方面的改革要求。
在体制基础方面，《改革指引》要求两家试点银行按有关法律要求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平、公正地选择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目前，两家试点银行股份制公司均已挂牌成立，中国银行经过批准以独家发起方式成立，建设银行除汇金公司和建银集团外，成功引进宝钢集团、长江电力和国家电网为首批候选发起人。两家试点银行股份公司在发起成立后，还将引入新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
在基础体制方面，《改革指引》要求两家试点银行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制度。目前，两家试点银行已基本完成了公司治理改革方案、股份公司章程（草案）、“三会”议事规则、董事会附属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文件的制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织框架都已建立，新的组织框架开始试运行。
除此之外，《改革指引》还要求两家试点银行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体制；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按照集约化经营原则，实行机构扁平化，整合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按照现代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审慎的会计制度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全面提升综合管理与服务功能；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优势，加大培训力度等。目前，这些方面的改革均已启动，并取得进展：已开始着手构建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风险管理委员会、稽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大多已经建立；初步拟订了战略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正在全面推进机构扁平化和业务垂直化管理，全面改造内部业务流程；均已取消干部行政级别，劳动人事体制改革从总行开始全面推进；正在修改财务管理办法，实施新的会计制度；正在完善信息科技发展规划；中介机构已经进场开展工作；对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已经展开。
去年，我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问题曾经提出“形似”和“神似”的观点。应当说，两家试点银行在体制改革上已初步实现了“形似”。但是，从“形似”到“神似”还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最近连续发生在试点银行的案件，更说明了神似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能否实现神似，能否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人们将拭目以待。
五、关于改革试点的考核问题
质量互变规律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规律。任何事物都是通过一定量的变化来实现质的飞跃。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否成功， 关键要有量的考核。这次改革参照国际大银行的先进经验，确立了国内外能普遍认同的改革考核指标，即两家试点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革，要在经营绩效、资产质量、审慎经营等主要方面，达到并保持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中等以上的水平。具体指标共三大类七项。
首先要严格考核试点银行的经营绩效。
一是总资产净回报率。总资产净回报率是国际上考察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综合性指标。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总资产净回报率的平均水准为1%左右。两家试点银行总资产净回报率2005年度应达到0.6%；2007年度应达到国际良好水准。
二是股本净回报率。此次注资国家付出很大成本，为确保注资的效果和获得良好回报，要对两家试点银行的股本净回报率进行考核。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股本净回报率的平均水准在12～14%之间。两家试点银行2005年度应达到11%，2007年度应进一步提高到13%以上。
三是成本收入比。有效控制成本，是增强盈利能力的关键。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成本收入比的平均水准在35～45%之间。从2005年度起，两家试点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应控制在35～45%之内。
其次，要严格考核两家试点银行的资产质量。资产质量低下一直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顽疾。通过此次改革，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不良资产比率是衡量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综合指标，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以五级分类方法测算的不良资产比率平均在2～3%之间。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仅对信贷类资产实施了五级分类，拟在近期对非信贷类资产也实行五级分类。这样，可按五级分类对全部资产进行考核。今后两家试点银行应将不良资产比率持续控制在3～5%。
最后，要严格考核两家试点银行的审慎经营水平。根据巴塞尔协议及国际银行业审慎经营的通行做法，两家试点银行重点要在以下指标达到国际标准：
一是资本充足率。2004年，监管当局颁布了新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该办法严格执行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并将新资本协议中有关监督检查（第二支柱）和信息披露（第三支柱）的有关要求包括在内。从2004年起，两家试点银行要根据该办法进行资本金管理，资本充足率要保持在8%以上。
二是大额风险集中度。大额风险集中度反映了商业银行因授信过于集中而产生的经营风险，衡量指标主要是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两家试点银行应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对同一借款人授信的集中风险，从2005年起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
三是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反映了商业银行对贷款损失的弥补能力和对贷款风险的防范能力。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的平均水准约为100%。到2005年底两家试点银行要分别达到60%和80%，到2007年底应继续有所增长。
六、关于资本市场上市问题
根据改革方案，两家试点银行在完成股份制改造后，还需选择适当时机上市。上市是一把双刃剑，从正面看，可以改善银行的股权结构、增强资本实力、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但是，应当充分认识到，上市决不仅仅是为了筹资，其根本目的在于将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市场化的主体。国有商业银行通过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后，其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将会完全暴露在资本市场和社会舆论的严格监督之下，处理得好，将大大推动银行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锻炼和提高银行的市场适应能力，有利于银行的长远发展；处理得不好，则将在严酷的竞争中被市场所淘汰。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上市，在资本市场的监督和检验下，对现有运行机制和股权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实现绩效的最大化。目前，尽管两家试点银行已初步建立了股份公司所要求的公司治理框架，但要想真正成为规范的上市公司，还有许多功课要做，当前重点应当是巩固财务重组和公司治理改革的成果，防止不良资产出现反弹，防止重大案件发生，将上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做扎实。
七、关于在改革中防范风险问题
防范风险是银行业永恒的主题，也是一切银行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善经营管理，建立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公司治理改革和防范风险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只有有效防范风险，才能证明改革的成功，才好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防范风险。
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银行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借款人或交易对手不能按照合约履行义务带来的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指由于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完善或失误，或外部事件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目前，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市场风险是银行新的风险点，操作风险是银行风险的重要根源。在整个改革中，要下大力量注重防范上述风险。
在改革中注重防范风险，还要特别注重遏制案件的发生。目前一些案件的暴露和查处，一方面说明了改革和监管的成果，另一方面也为深化改革和加强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银行案件高发，情况十分复杂，总体说来，首先还是银行自身体制、制度建设、内部管理和监管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着力点；其次，不可否认，也有行业特点的因素，这也是即使发达国家银行业案件也高于其他行业的原因；再次，还有历史发展阶段的因素，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又是矛盾的凸显期，这也是为什么计划经济年代案件相对较低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东方文化的因素，东方文化有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所长”，也有自己的“所短”，这就是情面大于制度，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法制比较完备的亚洲国家仍然存在银行案件的一个原因。我们要全面认识银行案件产生的自身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整体防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重在内因上下功夫，坚决遏制案件的发生，为改革创造条件。
八、关于改革的监管问题
正如有油门就要有刹车，有运动员就要有裁判员一样，银行改革也不可能完全通过自我完善来实现，加强监管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监管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由银行大股东（即财政部门、汇金公司）及银行内部审计委员会、监事会、独立董事等实施的自我监管，主要代表出资人进行监管，通过“三会”制度达到相互制衡，有效运行。二是银监会负责实施的行政监管，代表广大存款人利益进行监管，维护和促进银行业的稳定和发展。三是由中介机构、行业自律组织、新闻媒体等实施的社会监管，代表一种社会公信力，促进公平竞争，构建和谐的经济秩序。自我监管属于内部监管，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管属于外部监管。自我监管、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管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监管体系，可从不同侧面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根据上述理念，此次改革，两家试点银行应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和目标管理，董事长（法人代表）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大股东通过对银行重大事项的表决和一定程度的建议和质询权实现自我监管；董事会内设的审计委员会通过制定符合现代公司治理要求的审计和内部稽核制度，保证银行股份制改革目标的实现；监事会通过独立的信息渠道以及同银行内部审计部门的直接沟通，对改革过程中的风险进行监督和防范；独立董事代表银行小股东利益，监督和制约银行大股东，重点对银行重大风险特别是关联交易引起的风险进行监控。
作为外部监管部门，银监会主要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等手段，从方案审查、实施监控、过程检查、风险提示等方面负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监管。根据《改革指引》，银监会将对两家试点银行上报的综合改革方案和各专项改革方案进行严格审核，并按有关程序进行批准；对改革情况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和调研，对改革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跟踪和评估；充分利用派驻监管组掌握银行改革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银行进行风险提示。银监会的主要监管工作体现在对两家试点银行的按季考核中，每季对两家试点银行的改革进展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并形成专项考核报告上报国务院。
根据改革的进展情况，两家试点银行需要适时接受中介机构的审计，有关审计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或与监管机构沟通；两家试点银行及有关部门还应当加强改革的信息披露工作，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披露改革进度情况，就改革中的有关问题与新闻媒体等及时沟通，接受社会监督。
九、关于工、农两行的综合改革问题
在中、建两行实施股份制改革的同时，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也需要从解决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方面入手，深化内部改革，强化基础管理，加快创新发展，尽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启动改革进程。工、农两行的改革主要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工商银行是我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农业银行是我国机构网点最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启动工、农两行改革对于全面推进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真正化解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工、农两行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别无他路，全社会对此要有充分认识，两行要做好充分准备。
二是充分估计改革的艰巨性。工、农两行无论在资产总量，还是不良资产规模方面，都比中、建两行大得多，其内部管理、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内外部关系也复杂得多。推进工、农两行改革要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同时也将遇到更大的阻力，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是充分考虑两行改革的特殊性。目前工行改革方案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中，工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工商企业，工行的改革同国有企业改革紧密相连。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政策性破产对工行的改革将产生不确定性，工行要充分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财务重组工作一定要做实，财务重组后的各项指标不能放宽标准。农行主要面向三农，三农问题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完全靠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这是农行改革的最大特殊性。因此，农行的改革应当在整个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框架内考虑，在这个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提出可比方案，抓紧进行论证。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作为一名改革的参与者以及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借此机会谈几点看法，仅代表个人的学术观点
了解理财规划师
随着我国国民财富的迅速增加和个人投资意识的不断增强，国内已进入财富管理时代，各项投资理财业务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个人理财已成为金融机构竞争的主要策略。各金融机构在由“产品为中心”向“客户需求为中心”顾问式服务模式的转型中，其个人理财业务能力将决定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因此，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迫切需要专业的理财规划师。此外，2003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第五批53项国家职业标准中，理财规划师正式被纳入了国家职业大典，2004年《理财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也正式发布。这意味着未来将会出现大批独立的、能为客户提供专业、全面理财服务的理财公司，这也需要大批的理财规划师。但目前，我国理财规划专业人才的供求矛盾十分突出。有权威专家预计，目前我国理财规划师的缺口为20万人，在未来对理财规划师的需求会以每年10%－20%的速度增长。因此，不难预见在未来5到10年，理财规划师将成为继注册会计师、项目分析师和项目管理师后的热门职业，尤其是取得资格认证的理财规划师必将成为中国金融职业场上的新宠，年薪应该在10万到100万元人民币之间。
理财规划师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是根据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最新国家职业标准要求，通过理财工具和理财规划实务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培养既精通金融理论，又擅长营销实践的个人理财专业人才。通过培训，考试合格者可以获取我国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理财规划师职业资格证书》。证书网上备案，电子注册，全国通用；根据国家人事部、劳动保障部的最新规定，凡获得技师或高级技师证书者，将享受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待遇。同时，在国际上受到联合国和一百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经济组织的认可。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是江苏省劳动厅批准的理财规划师国家职业资格省级培训鉴定单位。国家理财规划师联盟江苏唯一成员。它拥有一支基础厚、能力强、富有朝气、奋发向上的高学历的金融专业教师队伍，是江苏省最早进行理财规划师培训的单位。在第一期培训中，学员考试通过率达到70％，其中尹媛媛、夏翔在“2006国家理财规划师大赛”荣获十佳称号。2007年秋季考试，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举办第三期国家理财规划师培训。此次培训除了沿用上期的师资队伍，还将邀请劳动部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理财规划师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彦斌为学员做专题培训。有关培训事宜的联系地址是：南京财经大学福建路校区综合楼410。联系电话：025—83494708。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国家理财规划师培训简章
专业背景
理财规划师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在金融领域从事个人理财资格认证。
随着2006年国内金融业全面开放，国际化发展，我国国民财富的迅速增加和个人投资意识的不断增强；各项投资理财业务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取得资格认证的理财规划师必将成为中国金融职业场上的新宠。
2005年11月1日正式事实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对银行理财从业人员资质提出了明确的界定和要求，提高了个人理财业务人员的专业化门槛。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预言：理财规划师是继律师会计师职业后的又一新兴的热门职业，美国《福布斯》杂志曾列本世纪十大收入最高的职业中理财规划师排名第二。
招生对象
（1） 银行的个人业务部管理人员，客户经理；
（2） 证券、基金公司的业务人经理、投资顾问；
（3） 保险公司的培训经理、营销管理人员、营业部经理、高级业务人员；
（4） 投资中介公司、咨询公司及经纪公司专业人员；
（5） 提供理财咨询的其他专业人员如注册会计师、律师。
报名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均可申报：
一、 助理理财规划师
（1） 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6年以上；
（2） 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
（3） 具有其他专业大学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以上；
（4） 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证书、经本职业助理理财规划师正规培训达到标准学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二、 理财规划师
（1） 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3年以上；
（2） 取得本职业助理理财规划师职业培训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5年以上；
（3） 取得本职业助理理财规划师职业培训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4年以上，经本职业理财规划师培训达到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 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并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5） 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本职业助理理财规划师职业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理财规划师培训达到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6） 取得硕士学位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证书颁发与考试
经培训后由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颁发结业证书。
每年二次（五月、十一月）参加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全国统考。考试分为理论知识和专业能力、综合案例三部分考试成绩合格，颁发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理财规划师资格证书》，该证书全国通用，是求职、任职的唯一国家资格证书。
课程内容及课时
课程内容：理财规划基础、财务和会计基础、宏观经济分析、金融基础、税务基础、理财规划法律基础、理财计算基础、理财规划师工作流程和要求、风险管理和保险规划、投资规划、税收筹划、退休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综合理财规划。
课时：120标准课时
教材：采用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理财规划师基础知识》、《理财规划师——专业能力》
授课方式
双休日授课
培训费用
助理理财规划师
培训费2980元/人（含报名费、教材费、培训费）
理财规划师
培训费4980元/人（含报名费、教材费、培训费）
招生计划
助理理财规划师50人
理财规划师50人（额满为止）
报名方式
电话报名、现场报名、团体报名
报名材料
（1） 单位开具两份相关从业年限证明（需加盖单位公章）；
（2）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
（3） 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
（4） 二寸免冠彩照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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